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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延祥:文革时期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以《朝霞》为例

疏延祥 · 2019-02-13 · 来源:进步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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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家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书写中也得到了锻炼,如陈忠实、谌容、张抗抗等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这与他们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多少也有关系。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上海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当然,这些负面消息在当时的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中不可能得到表达,要到新时期伤痕小说中才能逐渐暴露。不过随着前一年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始关心知识青年,对于奸污猥亵知青的行为,打击力度加强,知识青年的待遇有了相当的改善。与此同时,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文艺创作陆续出现,如郭先红的《征途》(长篇小说,197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选(小说)”《终身课题》(1974年2月)和《东海潮》(散文集,1974年)、《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197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9 篇小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朝晖》等。学界认为,它们和谌容的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张抗抗的《分界线》(1975年)共同构成知青文学的起点⑴,而不是要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伤痕文学”出现,才有知青文学。本文以《朝晖》为例,探讨知青文学起点的状态。

  《朝晖》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知青或者非知青,这表明当时的文坛并非像人们所说是“一个作家”,下面我们具体地来看这些作品。

  宫克一的《骏马飞腾》是讲知青姜宇红敢于驯服烈马的故事,她的绰号是“犟姑娘”,一副天不怕,地不怕,任何困难都不怕的样子。在老支书的指导下,她不仅练得了过硬的本领,完成了为军马场提供军马的任务,还识别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陈二胖,并将准备出逃的他抓捕起来,巧的是这人还是杀害犟姑娘父亲的凶手,解放前就是特务。

  

  《骏马飞腾》的景物描写还是比较文学化的,开 头寥寥数语,就仿佛把人带进草原冬天漫天飞舞的冰雪世界。

  “立冬”过后的鸡登乌素草原,西伯利亚寒流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暴风雪。怒吼的白毛风横扫浩瀚无边的大牧场,丝绒秋一般的雪团填满了广漠的空间,随着风飞舞旋转,翩翩地降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波浪形的、天鹅绒似的巨毯。⑵

  草原特有的景观,写得也很漂亮。

  一夜暴风雨,梳洗打扮了美丽的大草原,天板蓝莹莹的,象一湖清澈的春水,太阳照着草丛里的露水珠儿,象遍地撒满了绿宝石,凉丝丝的空气,鲜嫩鲜嫩的,仿佛一把能攥出水来。⑶

  作家笔下的草原或奇特,或美丽,像是在那儿生活过。作者有些语言来自于民间,朴实、生动。如“好猎手不动闲枪,好骑手不骑生马”、“一针不补,十针难缝,一洞不堵,冲倒连城”、“今天你是豁牙子吞了块犟牛筋——遇上难咽的茬儿了。”“别人家一搧扇子,你就蹦五尺”。“我是‘恨铁不成钢’,你是横竖不成材”。

  作者对驯马生活甚至草原天气变化的知识都是了解的,如“马有转缰之祸”、“夜晴防变天”。写马被人激怒了“……一声咆哮,口沫乱喷,四条腿一弯,就要往下躺。这是烈马最厉害的一招,只要一躺到,就地一滚,非把人碾坏不可。……”⑷读后,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作品的一些细节描写也是真实的。

  这是间草原上常见的那种土坯房,四壁粉刷得雪白,正面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靠下面还有一幅水彩画。老支书说这是犟姑娘画的,画着三匹凌空沸腾的骏马,马上各站着一个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一面写着“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红旗迎风招展。马蹄下面画着三个丑恶的角色,代表帝修反,正惊慌失措,抱头鼠窜。……⑸

  这是经过犟姑娘布置的七十年代草原畜牧队的开会的房间,如果今天人们要拍草原知青生活的电影,这仍然是可以利用的版本和资源,它可能比记忆更真实,更能复原出特定时代的某种生活场景。

  《骏马飞腾》在文革时还出了连环画本,除了写知识青年勇敢、智慧,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这些当时强调的主旋律外,我认为它的文学性一定也起了不少作用。

  方楠的《海姑娘》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向黎明的海边。

  黎明时的海面,象一块碧蓝无际的缎子,摊展开去,一直铺向天际,渐渐地与晨雾衔接,溶成了一体;海空的晨雾,又象一层轻纱似的,笼罩着水面。远处的海岛,近处的礁岩,全都隐在这层纱幕之中,构成了一幅彩墨淋漓的风景画,又雄伟又神奇。⑹

  小说中的郭海岚是革命老干部子女,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她母亲正在逃避敌人搜捕的船上,她出生后就由地下党交通员抚养,四年后才回到母亲身边。她在杭州念完中学,就回到出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练得一手划船的好本领,试验栽植新海带品种又获得成功,还抓住了破坏海带厂连索的阶级敌人“尖鲨鱼”,当年正是他向敌人告密,郭海岚妈妈才险些被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差不多是《骏马奔腾》的海岛版,不过,小说中写海带试养和景物描写,还是细致的。

  养殖一开始,她就领着一群姑娘,用旧网、茅草、竹筒,在青子港的海滩上搭起了夹苗草棚棚;又在港面打桩架连索,建起了养殖场。就这样她们白手起家,锣是锣,鼓是鼓地干开了。深冬腊月,正是海带试养最艰苦的时节。姑娘们双手泡在盛满海水的苗桶里,用心细细地夹着苗;又顶着风浪把一批批夹好的苗绳放养到港面养殖场里。经过了数十天的紧张战斗,已把大部分苗都养下去了。只要几天就可把苗全部夹完养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强大的寒流突然袭到了东海。西北风夹着鹅毛大雪,呜呜地吼着横扫着,苗桶的海水也冻上了冰,……⑺

  这一老一小坐在桶边夹着一棵棵小苗苗。棚外北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吼叫,不时地灌进棚内来,散落在她俩的身上。一会儿,在她们的头发上,星星点点地积起一层雪花儿,象插在她们头上的一枝洁白的雪梅。……⑻

  这表明作家对海带的生长过程了如指掌。《海姑娘》在文革时也出过连环画本。

  秦文玉《白马桥》中的“我”是插队知青,住在姜大娘家,姜大娘是老民兵,战争年代就是出色的对敌斗争女英雄,打鬼子,砍老蒋,都没有含糊过。她的女儿姜秀华十五六岁就从中学回乡生长,如今已是民兵排长,也生产,也训练,但是隐藏的阶级敌人汪老五总是对民兵训练阴阳怪气,说早练晚练,当心练成“大比武”(指1964年的解放军训练,因为是罗瑞卿主持,林彪有过一些否定),又说现在是和平时期,训练没有必要。姜秀华在母亲的教导下,不仅练出了过硬的军事本领,还抓到了把洒了‘一六〇五’的棉花叶子给猪吃的汪老五。我在1975年上初二的时候,作文也是类似写法。只不过把主角换成红小兵,而地主是把农药洒在松树林的草地上,妄图毒生产队的牛。可见,这种写法和思维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作家而言,只有这样,文章发表的可能性才能增大。

  

  《白马桥上》还讲了抗战时发生在白马桥上的故事。七个伪军从白马桥那头来偷袭,放哨的战士肖刚只有七发子弹,就报销了六个敌人,还有一个敌人被削掉一只耳朵。这个伪军就是汪老五。

  小说中有“春东风,雨祖宗”、“有病求郎中,没病烧医家”的民谚运用。

  史汉富的《朝霞》开篇不久,就写一姑娘赶车。

  ……只见那赶车的头戴一顶军呢帽,两个护耳往下垂着,手举牛鞭当空一甩,“啪”的一省鞭鸣在田野炸开。⑼

  路文彬据此分析出文革时女性服装男性化的时尚,这是毛泽东“不爱红妆爱武装”思想全面开花的结果。

  《朝霞》中赶车的姑娘本叫叶美丽,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她来到南泥湾,正当她出神凝望着满山坡的红枫,当地亲眼看过当年八路军垦荒南泥湾的赵大爷,也出身凝望着叶红手臂上那鲜红的红卫兵袖章。老大爷知道她的名字后,要素不相识的叶美丽将名字改为叶红,因为红红的枫叶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这是它们美的原因。这种美学观是典型的文革美学观,“红”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色彩进入人们的生活,作为政治形象遍及人们的生活,直到弄成“全国山河一片红”,还说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叶红要继承南泥湾精神,牢记赵大爷的嘱咐,扎根农村,本有回沪当教师的机会,也放弃了。她还做一心渴望成为人民教师的好友苗青的工作,教育苗青重要的是继承父辈南泥湾精神。

  到了八十年代,知青文学兴起。梁晓声将扎根与青春、理想、激情联系在一起,写知青的荣光,更多的知青作家则写扎根的虚妄,回城才是千百万知青的人生目标。

  史汉富《朝霞》大概最初发表在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就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的小说。从1974年起,《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它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当今的文化名流余秋雨、陈思和都是它的作者。

  于阳、椰歌的《海燕》题目自然和文革时广为传诵的高尔基名篇《海燕》的精神意旨有关。那就是革命者要志存高远、不畏风浪。这篇小说的的主人公就叫方海燕,一个非常时代化的名字。方海燕是老干部方向明的女儿,母亲在广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这表明她与《骏马飞腾》中的姜宇红,《海姑娘》中的郭海岚,《白马桥上》中的姜秀华一样,都是根正苗红,这在讲究“血统论”的文革,是非常强调的。

  方海燕落户海南,成为种胶青年的模范,回广州做先进报告,还不忘到电机厂学习开发电机,好使连队修的小水电站能发电。作品除了方海燕父亲这条支持女儿的线索外,还设计出海燕落后的姑妈,一心想把侄女办回广州工厂,还埋怨哥哥不为女儿着想。当然,先进战胜了落后,落后的姑妈也明白了事理,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革命理想。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差别也是那时小说中惯用的方法,就像《金光大道》中高大泉的落后的弟弟、弟媳一样,写他们,都是为了衬托、歌颂、突出高大泉这样的主要英雄人物。

  李守信的《移交》中的战大爷是灯塔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原是二队队长,当选为支书后,队长一职由知青金钢接任,生产、财务等手续都移交了,就是政治工作档案钥匙没有交,他保管的档案里有地主毒打长工的皮鞭子、张奶奶的卖身契,还有本队地主富农的变天账、一把铁锹和一幅画,画上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个敌人在用铁锹破坏大堤。这人是本大队地主分子吴老猫,他就是用那把铁锹破坏江堤,淹了八百多垧地。除此之外,还有摘帽地主吴殿军的照片和材料。此人识字,土改以后,他假装积极,天天给贫下中农读报,一直到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专读报上老右的言论。三年困难时期,又读《大八义》、《小八义》上的故事,说那时英雄上酒楼一次喝几十样酒,吃几百样菜,对修水利不积极,一提到搞副业浑身是劲,鞍前马后,尽心尽力。他撺掇知青、生产组长吴正明搞副业,目的是使修水利的劳力减少,破坏修水库这个农业建设的百年大计。战大爷把这些材料在合适的时候传给金钢和吴正明他们,是要他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搞副业积极,就是坏人,这是荒唐的,吴仁宝他们能够在新时期大有作为,就是因为在文革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就带领社员搞副业。说吴殿军在三年困难时期谈英雄如何吃好的,这事要是放在普通农民身上,肯定不算什么,还可说是精神会餐,就是借此发牢骚,也能理解。不是有农民在文革忆苦思甜的时候,控诉旧社会没吃没穿,就吐起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的苦水吗?

  

  冯泽纯《新的一代》写的是生产老队长和女儿李玉红的故事。李玉红三年前就是当生产队长的爸爸的助手、生产队妇女组长,嫁到红旗公社大干生产队后,又当选为生产队长,领着一百多号人。父亲为女儿那儿的生产有点担心,就去察看,没想女儿干得很好,他还从女儿那里学到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女儿是属于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有干劲,有闯劲,有政治头脑和新的生产技术,在她的生产队里,有解放前就是地主的狗腿子的孙有财,外号“传声筒”,这人说风凉话也好,使坏点子也好,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自然,作品的个别细节还比较真实。像老队长根据翠鸟打洞判断来年干旱与否,尽管我不能提供确切根据,但感觉像那么回事。

  赵燕翼的《三月风雷》写得很有民族风情,作者本是儿童文学家,这个小说明显带有儿童文学的特点。故事在哈萨克姑娘叶尔罕、老牧人库班、坏分子热瓦别克之间展开。热瓦别克解放前是牧主的小管家,解放后分配他放牧,每次都很糟糕,不是牲畜不长骠,就是不产仔,或者找不回来。当他把羊放得体瘦毛长,大批死亡时,叶尔罕接过了这根羊鞭。她在库班的参谋下,战胜了暴风雪,成功地将羊群带到春季草场。小说中,这一老一少在暴风雪来临前抢带羊群过河,躲山沟避雪,叶尔罕的火柴湿了,老人拿出备用火柴。还有人们寻找失踪的叶尔罕、库班及羊群等情节,都有惊险、紧张的气氛,颇适合小读者阅读。

  覃召文的《在激流里》是写包大伯带“我”(张斌)、小林放排的故事,包大伯的高明不仅在于超人的放排技术,更在于一双识别坏人、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政治觉悟。地主何仁德在排桩上做了手脚,想制造排毁人亡的惨祸,但被包大伯战胜了。显然,“激流”不仅指自然界的风浪,还指阶级斗争的残酷。小说结尾,包大伯和张斌的“互教合同”又添上了小林的名字。学什么?学毛主席著作,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毛主席著作中找到答案。

  哲中的《一路同行》写的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孙宇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二团农科所,去报到的路上和二团团长姚宏志同行,为老团长精神感染,同意到新场,起先她还有点担心,新场条件简陋,不能搞科研,可看了老团长写给师党委的报告,为他的和沙漠斗争精神感动,就一心一意地跟着老团长,搞成了便于携带和推广的水土检验器,为沙漠改耕地作出了贡献。

  小说中的“一路同行”是双重的,既是老团长和孙宇,也是采访者“我”和孙宇。

  伍铭泽的《特别任务》中的“我”是知青,在农村待了四年,还当了一年生产队副队长,后调到公社写材料。公社革委会刘主任派他到青峰生产队,总结他们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经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任务。“我”也纳闷,怎么还有一个任务,刘主任说到了青峰山就知道了。青峰生产队的粮食亩产是一年一千五、六百斤,那时,安徽的口号是“学大寨,赶郭庄,誓夺亩产千斤粮”,可见青峰生产队形势的大好。这个生产队生产搞得好,是因为有一个好带头人水东,他听毛主席话,抓得狠,抓得好。在和水东干活的几天,“我”了解到青峰人改造高山冷水田时,是个很大工程,要沿山开排泉深沟,中间又交叉开两条大沟。有了这个动作,低产田就变成高产田。在抓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他们还多种经营,一年比一年多地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木材、山货。他的妻子三妹是贤内助,他们互相体贴,共同提高。

  水东总是不愿谈自己的成绩,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差得远呢”。小说难得没有写到阶级斗争,把青峰人的成就写成是“促生产”的结果,而“特别任务”就是提醒知青要把贫下中农当成永远的老师,因为他们都有水东的精神,实干,永不满足,这让人想起赵树理文革之前的作品《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

  

  沈仁康的《山外青山》是写知青刘小明到同学黎巧兰插队的所在高岭大队,为她修理拖拉机的故事。黎巧兰借机向他学习拖拉机修理技术,刘小明也带回了巧兰他们科研小组培育出来的良种,并且学到了巧兰扎根山区,为山区人民着想的精神。小说中,知青掌握拖拉机修理技术,没有问题,说知青培育出适合高山地区的良种,为修水电站进行测量就不可思议。一个可能不识几个大字的陈松大爷,凭着参加过打游击造就出来的革命热情,就在七十年代落后的山村,对黎巧兰说,水电站由知青和全大队社员来设计、施工,并且真的基本实现这个计划,这自然是脱离实际的。不要工程师,不要袁隆平,一群高中生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就能干出这等事业?

  于涤心、李宜安、张树发的《放蚕姑娘》是写中学毕业回村的姑娘江云兰,经过六、七年的劳动,她不但在生产上是好手,还入了党,在村里粮食超了“纲要”后,她又学起放蚕。她养的柞蚕不是室内饲养,而是将蚕放到山上的小叶红柞树上,其间,她遇到了虫儿和鸟儿吃蚕,先是用药水治虫,用枪打鸟,后来,改为以鸟吃虫,把害变成了益,还用药水抹树干,使虫儿爬不上树。作者对养柞蚕以及与蚕相关的知识,是丰富的。什么“雨水茧上炕”、“清明蛾露头”、“蛾长毛,蚕长毛,又怕热,又怕潮”、“杏树开花蚕籽叫,柞叶钱大蚕出壳”,以及生物防治等,都表明,作者为写这篇小说,花了不少功夫。同时,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文学描写,并和自然景色结合起来,很见功力。

  蚕厂就在柞叶岭的中间,远远望去,小红柞树剪得齐刷刷的,一顺水儿六、七尺高,一墩挨着一墩。就象无数把撑开的绿伞。走近了,才看清,柞林间没有一棵杂树,密密的枝条,好象打了一层蜡,白亮亮光滑滑的,又厚又大的柞叶,嫩得能一碰就能滴出水来。上边的蚕,叫柞叶儿喂得胖滚滚,绿莹莹的,小脑袋一抬一点,大身子一曲一弓。蚕儿吃食,只听一片唦、唦、唦的声音,用不多久,一片片叶子只剩下那透明的叶脉,象一张张小网,在晨风中摇曳着。……⑽

  作者还安排了富裕中农顾启来这条线索,但没有什么火药味。顾启来只是想揽过放蚕的事儿获点小利,借机刨点药材,拣点蘑菇,搞点山果,打点野味,闹点“辛苦钱”。所以,他找马庆喜队长,反对江云兰将蚕放养到柞树林,而江云兰还称他“大叔”,说他只是和贫下中农思想上有差距,不一心为国家一心为集体,光想着自己得利。这些话语在当时对富裕中农来说,是极为温和的,不是那个时代所要求的焦淑红、焦二菊那种泼辣的妇女对待富裕中农的坚决斗争的方式,这一点使得这篇小说有比较特别之处。

  高雪华的《鹰展洞庭》写三个长沙知青妹子红菱她们在洞庭湖腹地的螺丝湖渔业大队,把野生才鱼人工孵化并在人工的环境(池塘)饲养成功的故事。红菱通过李胡子捂在怀里纸包包内蚕子子出了这一生活中的一幕,醒悟到才鱼卵不出才鱼是水温不够,于是,想到搞室内孵化。当才鱼卵出小鱼苗后被投放到池塘不久,她们又看到大才鱼吃小才鱼,于是想到将大小才鱼分塘饲养,后来,当她们为才鱼饲料发愁时,在张大伯的启发下,红菱访问十几个老渔民,从不同的水域捕来才鱼剖开观察,知道它们是大才鱼喜爱小鱼虾,小才鱼喜爱蜉蝣生物。而水草丰沛的水域,蜉蝣生物多,因此,红菱利用水、草、虫、鱼之间的关系,研究出培草肥水、肥水养虫,以虫养鱼,以鱼养才鱼的方案。一天,红菱看见飞蛾扑火,掉进池塘,小鱼争相抢夺,于是,灵机一动,决定用灯诱蛾,张大伯和村民打了招呼,每家门口的一盏小灯亮了,组成长长的火龙,向她们照来。这是全文的高潮。结尾用一幅老鹰教小鹰飞翔的景致点题,寓意张大伯他们是老鹰,红菱她们是小鹰,知青就是这样在洞庭湖展露自己才华的。

  小说不仅压根没有写阶级斗争,还把饲养才鱼与出口创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多接订单这一今天仍然时兴的话题联系起来,李胡子唱的渔歌“三月里来是清明,才鱼出水把伴寻。手捧银钓湖边上坐,归来时才鱼子两三斤”也有民歌的风味,没有当时盛行的说教气。至如“清明鱼产卵,谷雨鸟孵儿”、“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湖边走”(有寒流)、“鸟有鸟窝,鱼有鱼路”这些语言更是有生活气息,有的还是渔民长期生产经验的表达,读来有趣味,还增长知识。另外,小说开头从一件新闻写起——三队能人李胡子要请三个长沙妹子吃“蝴蝶子过河”,接着就介绍这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这个新闻把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推向读者,这个美食把小说的主要事件——关于才鱼的故事也带向前台。

  这“蝴蝶子过河”,是洞庭渔家吃才鱼(又名乌鱼、黑鱼)的一种独特的烹调方法,做法很讲究,先将活才鱼打掉鱼鳞,剜掉内脏,去头斩尾,再横切成很薄很薄的小片儿,这小片儿中间的脊骨,就象蝴蝶的身子,而两边的肉片,则象蝴蝶的翅膀。然后,用一口小锅将水烧得滚开,放进各种作料,待要吃时,将这才鱼片儿从一边放下去,随着汤水的沸腾,肉片儿就象蝴蝶子游过河去一样,从另一边就可以夹起来吃了,故名“蝴蝶子过河”。吃起来,又鲜又嫩,又香又甜,简直连小舌头都要吞掉哩。……⑾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如此形象地写一道美味佳肴的制作过程,令人感到新鲜,这暗示了吃得好不是罪过,而是人的生活欲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这是再简单不过的观念,可当时赞美则要冒一些风险,很容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李彬的《登高望远》是写白云公社插队女青年韦伟接过撑渡人老倔伯的篙子,成为了新一代摆渡人。她跟老人学会了摆渡人的本领,还打破了白云河古来不夜渡的老例,并在渡口荫棚摆了几张便凳,一个阅报架和一张桌子,并放有报纸和马列著作,方便行人候船。韦伟还在公社秦书记支持下,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修起了拦腰水坝,并成功发电。在这过程中,韦伟完成了白云河全面的水文测量和地质勘查,她还是水轮泵站技术负责人和施工小组领导成员。这些都不是仅在一些单位学习过的韦伟,能做到的。要是她有类似大学的专业训练,还能让人相信能够做到。如韦伟那样的知青,至多不过高中学历,在那个不太强调专业学习重要的年代,能做到如此,真是神话了。韦伟摆渡,还想着为山区建水轮泵站,这是“登高望远”。

  郭宁的《组织委员》是写知青江瑞华在接手组织委员工作后,敢于坚持原则,不发展县委书记的儿子王庆和当团员的故事。七十年代不同于八十年代,团员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荣耀。县委书记的儿子可能入团不怎么困难,一般农民和工人的儿女要想入团,还真费力。如八十年代初,我不是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是入不上团的。王庆和入团的细节真实性,我们可以不去细究,但看看王庆和为什么不能入团的描写,以今天的眼光看,就觉得有些问题。王庆和本是个刻苦耐劳的青年,进了塑料厂后,毛衣、皮鞋的穿起来,出工少了,开会迟到或者干脆不来。按理说,讲究衣着,是他的采购员的身份必须的,如果说毛料是当时的高消费,皮鞋则是他那样家庭和采购员经济地位的要求相配的。如果他真悉心采购工作,常常不和社员一起出工,也属正常,不是每会必到,也可以理解。说到底,那时的观念还是农业生产重要,一味宣扬知青应该在广阔田野,才有所作为。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采购员都是头脑灵活的人才能胜任,他们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乡镇工业发展的功臣,在今天,销售经理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岗位。当然,作者没有把力举通过王庆和入党的公社团委干部兼塑料厂厂长的孙豪写成是阶级敌人,说他是贪污犯、投机倒把,还算意识形态色彩不重。写孙豪想通过王庆和来巴结县委书记以搞到电解铜、特殊钢等国家紧俏物资,从而达到权权交易的自私目的。这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这种类似情况今天还存在,一些人说文革腐败极少,那是美化。

  小说中的江瑞华在选组织委员时,投了自己一票,这与民间盛传毛刘之争时,毛投了自己一票之事不好比拟,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中国自古就有毛遂自荐之说。

  陈忠实的《接班之后》写老支书刘建山将书记之位让给了年青的回乡高中生、当了五年支书的刘东海。四队队长刘天印带领社员搞副业挣钱,发展资本主义,使得四队承担的水渠工程拖了全大队的后腿。大队支部决定刘东海到四队蹲点,要刹住这股要经济不要政治的歪风。刘东海有了老支书和副书记刘建玉、四队贫协组长刘建杰的支持,一抓两条路线的教育,一依靠群众,很快打开局面。四队难缠的是两个人,一是地主分子刘敬斋,一是当过几年国民党兵的福娃,搞定了他们,一声声“把刘敬斋拉出来”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吼叫,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年青的一代接过了老一代的班,经过这样的风雨,政治上成熟了。小说的思想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没有区别,或者说,作者是模仿这样的文本写出来的。在细节描写和艺术笔力上,这个作品自然无法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相比,但也有浩然文革时一些中短篇的水平。陈忠实是新时期登上了文坛的峰顶,浩然没有得到这一荣光。比较《白鹿原》和《苍生》,我们认为,《苍生》的细节真实是和《白鹿原》有一比的,甚至还可以说《苍生》朴实些;但深刻性,也就是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直逼中国文化的层次来反映民族沧桑巨变,还有开放的性意识等,都是浩然的作品无法比的。现在有一个观点,说要回到八十年代,那时才是当代文学的顶峰,这是错误的,《白鹿原》、《废都》都出在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最好时期。这是题外话。

  王保林和石森的《质量》是赞美开门办学的。开门办学流行于70年代,这是毛泽东那个学生不能光学习书本,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实践。因此,几乎每个中学都办了农场或者工厂,劳动课也是重要课程之一,学校要和社队、工厂挂钩,欢迎工人、农民对学校和学生的教育进行指导。《质量》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作为生物教师、五·七干校学员的“我”,反而不如“我”的学生张敏会种菜。张敏在校期间很调皮,老师上农基课,在课堂上讲水稻,他说是黑板上种田,讲台上开拖拉机。“我”在育菜秧的过程中方感受到学习离不开生产,只有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不忘路线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开门办学在高考恢复后逐渐中止,但它的一些做法也有人怀念,像与病毒打了20多年的交道,攻克了无数个病毒,获得了多个第一,只有中专学历的尹卫东,就说那时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林场栽柳树,到农田授粉,学到了一些知识。上物理课,老师把学生们都叫到院子里,院子里放着一台拖拉机,谁开走谁就合格,考试也不用考了。

  总之,《朝晖》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强调路线和阶级斗争,不少篇章还生硬地添上批林批孔的口号,在阶级敌人的设置上过于巧合,每篇都有黑体的毛主席语录,但大部分还是文学读本,有一定的艺术性,也能通过它们了解到一些那时的知青和社会生活。另外,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家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书写中也得到了锻炼,如陈忠实、谌容、张抗抗等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这与他们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多少也有关系。

  注释:

  ⑴《征途》与知青小说的起点,《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⑵《朝晖》,1974年4月第1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⑶同上,第17—18页

  ⑷同上,第4页

  ⑸同上,第13页

  ⑹同上,第22页

  ⑺同上,第34—35页

  ⑻同上,第35页

  ⑼同上,第51页

  ⑽同上,第221页

  ⑾同上,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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