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公知用“专制”罪名批判“皇权制度”映照出自身的精神瘟疫
老田
一、民主派公知的精神瘟疫及其症状
民主派公知在批判大秦帝国的专制和非民主过程中间，暴露出精神瘟疫的两种症候：首先是强烈的传染性，其次思维逻辑上的严重病态。
正常人在进行思考或者发言的时候，总是要找到比较靠谱的事实通过逻辑思考，然后才说出自己的结论的。民主派公知的状况相反，他们在说话或者下判断的时候，既不需要事实，更不需要逻辑推理过程，而是直接能够就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来评判一切，就这样，民主派公知就发明了一种不需要事实和逻辑推理的发言样式，这应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病症。而且，这样一种病症还导致一种自我正当性确证，把一切医生言论指斥为“为独裁专制辩护”从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讳疾忌医的好借口。换言之，民主派公知的精神瘟疫表现为：形成结论过程中间对事实和逻辑推理的需要为零。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民主派公知的野望是什么?他们要用脑残来改造全中国。
在民主派公知中间，还真有人用精神瘟疫作为标准去臧否历史的，其中易中天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甚至因此发财致富了，这说明，民主派公知对于国民的脑残改造过程，在读者群中间已经造就了为数甚多的易感人群，这对于公知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孙皓晖在写作《大秦帝国》的时候，得到过政府的帮助和荣誉，在老田看来，这个事实本身倒是说明了这样一些情况：在学术和问题意识方面，政府方面的人士比照民主派公知要理性一些，至少政府官员们还知道要与精神瘟疫划清界限。至于《大秦帝国》的出版和流行是否再生产了不恰当的政府合法性，此处可以存而不论。而可以存而不论的依据是读者的选择权，读者有着自身的理性和精神健康，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误导和污染的，就如同民主派公知尚未称心如意地把精神瘟疫传播全国每一个民众身上那样，政府也没有那种超越个人理性判断直接作用于别人头脑的超能力。政府掌握很多资源，能够收买一些人，这可能对作者有效，但是对于海量的读者群体而说基本上没有收买的可能性，目前也没有发现收买巨量读者群的事实。假如真有一天，政府按人头发钱搞收买读者的活动，老田还打算支持一把，记得强国论坛有一个“党爱民”网友，长期宣传按人发钱的各种好处。前些年，政府真的部分落实了，开始给农村60岁以上老人搞按人发钱了，目前在老田老家每人每月给70元，老田很支持这个，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德政。如果从收买读者的角度出发，按人发钱的范围还需要继续扩大。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产生了一个写作之外的大贡献，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重新铸造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一段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应该说，这个公共事件的形成，公知们的贡献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精神瘟疫病症和言说，本身就是这个公共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
老田以为，对于秦统一之前的历史，有着不断进行再访问的必要，其必要性在于：历史学界对于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定性和说明，过于鲁莽和急躁，从而不能够说服苛刻的读者。《大秦帝国》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也从属于再访问历史的一种方式和角度。
网友邋遢道人说我们的老祖宗让我们特别会说话，他是指汉字在构词方式及其流传性特点方面的各种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我们的老祖宗还做了另外一件好事：让我们能够极大程度地甩开专家对于历史的垄断解释，自己自主地重访历史。老田的古文字功底不高，不过是高中水平基础上追加了一些阅读量而已，就算是这样，老田已经有能力自主阅读先秦诸子留下来的大量文献，并结合古代史家的观察和思考，独立地走出专业历史教授的鲁莽解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老祖宗对于汉字传播的技术定位，真正地赋予了一种民主性思考的可能性，让一个高中水平的有历史兴趣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去回访历史，这样的实质民主，恰好是很多民主派公知要竭力拒绝的。
二、作为文明与历史质变的中国统一过程与皇权制度的形成
与历史学教授们对历史的鲁莽解释不同(这些人的职业利益存在方式，导致他们总是对各种史料进行过度解读，以强调自身发现的划时代意义，由此合成一个系统的鲁莽解释，老田是高中生水平的独立访史者，职业利益纠结为零，能够轻飘飘地走出过度解读的系统偏差)，民主派公知的努力方向是设立一个价值分配体系：试图让人们接受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价值再分配标准。在这个精神瘟疫患者的标准中间，晚近时代西方的部分政治实践被他们授出全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舍此之外，就变成“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了，就是从这种独断的价值垄断标准出发，民主派公知发誓要把他们自己的精神瘟疫病症传播到全国民众身上，还或真或假地认为：这是历史和政治进步的唯一正确方向。
老田现在冒着被民主派公知定罪的风险，来显示一下自己与精神瘟疫的区别，就自己高中生的古文字水平去独立访问先秦史文献，从而发掘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些靠谱事实，在这些靠谱事实的基础上，去看待当时历史背景下人们怎么就现实提出问题并寻求历史答案的。
选择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在于：这个选择背后就是有标准的，把自己的选择标准明确提出来，避免把自己的看法伪装成为唯一正确的真理，这是避免自己也陷入鲁莽历史学和精神瘟疫的主要标志——这表明我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知道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样一来，什么是靠谱的选择标准就需要自证其明了。从中西的历史分岔看，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集权制国家，是中西历史的重大区别。这样的选择标准是从历史对照中间提出来，而且这个现象也不是永恒真理，集权制国家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中国为何不同于西方，在那么早的时代就建构出一个集权制的皇权政治模式呢?按照古代史家的见识，司马迁说“万物聚散皆在春秋”、王夫之说“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赵翼说秦汉终结了世卿世禄制，这个可以看做是三次部分质变：春秋时期古代的政治协调形态走向瓦解，战国时期由于变法强兵运动导致安全困境最终走向了统一、秦始皇确立了集权制国家而汉武帝划定了国家的边界，这样，区别于西方的历史和政治质变就完成了，此后，中国的历史演变就完全有别于西欧和中近东的状况。
鲁莽历史学的问题在于：经由对史料的各种过度解读，否定了春秋战国至秦汉这一段历史的根本性质变，不恰当地把这个质变的年代提前到更早的历史时期，结果导致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先秦史的演化逻辑，甚至还不能够正确地解读先秦诸子的思想主张——因为错误的年代学会导致历史定位错误，把历史背景和思想主张之间的有机联系硬性断开了，造成对诸子思想的错误比附和解读。就这样，借由历史误读，强行给诸子思考赋予不正确的历史背景，由此错误地展开思想误读。
中国的统一能够完成和维护，可能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先决条件：文化认同建设已经先期完成。司马迁游历天下的时候，各地父老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祖先认同。这个可能与周代的影响力扩张时期的“非剥削性”关系建立，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野关系，可能是一种农业移民和非农业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历史演变过程中间，国人的带头作用，最后把野人农业化了，同时，在战国的安全困境中间，集权制国家出场时期完成了国野整合。而各诸侯国的共主想象力，也是文化整合先期完成的依据。
集权制皇帝制度的出现，是一种消极利益的制度化——减少安全成本支出。同时，行政机构的下沉，国家对于农业剩余的汲取，都加速了基层社区权力的瓦解，使得与人们生产生活稳定所需的积极利益，失去了制度依托。儒家对于政权强化过程(特别是孟子)，不如法家那样积极地看待，原因在此。孟子对官员遴选标准，乃至于税负汲取方式和基层机构职能诸方面，都有不同政见。
三、皇权制度的边界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
对于古代史的解读过程，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是王朝循环，这个重大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在矛盾性。阶级分析是有效的分析方法，但是，仅仅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突出出来，还不能够完整地揭示这一循环。
1974年的批林批孔时期，强调了法家和儒家的历史性对恃，按照当时的政治正确性标准不恰当地赋予了法家很多光环，今天对于这一现象今天可以有新的解读：儒生多数代表了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而法家及其变法则代表了试图在统治阶级长远目标下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剩余有序提取规模，使其不超过被统治阶级的最高负担水平。这个统治阶级内部关于长远利益目标和短期利益目标的争论，是阶级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总是长期受到儒生集团短期利益最大化威胁，也是阶级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法家的解读需要更加丰富起来。
法家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皇权的虚浮状态——缺乏干预经济基础的必要执行力，变法不足以奏效——无法以政府干预来重塑基层统治阶级成员对于被统治阶级的过度提取，这也是传统国家的一大特点，政权实际上难于落地，所谓皇权不下县就是。这样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非紧密关系，导致各种基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改良设计，难于奏效。
有人把人口对土地压力的想象力普遍化，并以此来解释王朝循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人口与历史演变关系上，唐代以前基本上不存在人均耕地不足问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的看法需要深入细致地解读。在人地关系紧张方面，宋代之后出现了点状的压力区，明代出现片状的人口压力重度区域，晚清才开始出现全局性的人地关系紧张(18世纪后期人口超过2.5亿)。唐代以前的问题可能是：高生产性的土地(肥田)相对不足。这个问题的解读需要联系着劳均农业产出水平来看待，在古代中国，传统的农耕模式下，劳均能够耕作的面积有限——过多的土地耕作意味着广种薄收会降低总产出水平，没有高生产性的耕地则意味着贫困，土地兼并也与这一部分土地权益分配有着密切关系。在江南地区，传统牛耕技术和工具在唐宋时期开始成熟，此后水田作业农具一直沿袭到今天还在使用，此时的问题是：人均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有限，若没有高生产性的土地则劳均产出在供养家庭之外，缺乏供奉能力，强制提取农业剩余则损害农业再生产条件。
与欧洲相比，中国在集权制政治确立之后，经济基础方面是一种编户齐民状态——小农的家庭耕作为主。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其中一种定义方式是说高高在上的皇权专制与村社土地公有的结合，我们知道皇权专制是与编户齐民一起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这一点佩里·安德森有一个仔细的辨析，说这是对于中国古代资料的缺乏导致的非正确想象，而且马克思相对于其他欧洲学者的态度诸如黑格尔等，反而有所后退。土地的公有或者私有观念，可能是一个近代在西方才发展出其经典内涵的概念，基于国家财政需要对土地征收税负，或者反过来对佃户收取地租，是两种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模式，是否需要联系到土地的所有权方式来解读，可以画一个问号。
四、皇权对民众要求的响应过程与限度
从法家和儒生的政策辩论中间，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以及一个不完善的三层结构：君主、贵族和农民，君主从世世代代做皇帝的目标出发，需要关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稳定目标，而贵族仅仅关注当下榨取的最大化。历史上，是贵族实际上掌控着与农民的剩余提取过程，而君主缺乏越过贵族联系农民的有效渠道。
国民党的建政失败，及其引发的治理内卷化问题，实际上从属于二千年历史和政治困境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是对西方的技术和制度革命的成功回应——要在全球竞争中间解决中国的球籍问题，也是对传统治理方式——自从大同社会解体后就一直存在着的——缺陷的最大化修复。革命时代建立农村根据地，第一目标就是要建立起有执行力的政权，从而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疏远联系，重新密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目标是通过重塑农民的主体性和政治化来实现的——建立起一种政权和生产者农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的关系，根据地政权的强大执行力使得共产党能够均平地分配革命和战争的高成本——温和而非破坏性地抽取农民的人力物力资源，然后，顺便地在根据地实现了“土匪绝迹”——这意味着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垄断暴力并提供社会秩序。
今天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间，重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导致乡村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秩序的丧失，在政权愿意信守的长远稳定目标和农民的挣扎之间，重新出现了一个有着独立利益的中间层。目前，政权还无法摆脱这个中间层的唯一代理地位，不得不选择与之合作，这使得乡村社会中间少数能人(往往能够取得政权代理人身份)的先富先贵追求，与政权追求的长远目标之间重新出现了结构性的不一致。
对于历史需要创新性的思考，要走出鲁莽历史学和精神瘟疫的局限，不宜过分地贬低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实践，因此，对古代历史的虚无主义也是错误和有害的。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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