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董时进的土改翻案谬说，除了极度不甘心丧失土地和地主地位之外，真没有看出来作者有任何经济学抑或者政治学方面的任何见识或者修养，这样的文字照说应该属于“藏拙”范围，但是，却被翻出来作为颠覆土改的炮弹。按照民间的说法，董时进这样的文章，完全是烂泥糊不上墙，但却被一些资本媒体翻出来进行过度炒作。
老田很为精英们的土改颠覆事业而担忧：毕竟董时进那种业已被历史事实彻底证伪的、且毫无逻辑和事实支撑的文章，实在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炒作这样的文章并使其得到超额传播机会，只能够引起草根民众的蔑视和鄙视，那群掌握资本和权力能够影响到传播机会的上等人，虽然颇具政治抱负，但眼光却实在是低下不堪。
清华李希光教授指出：今天网络媒体的主流掌握在海内外的资本手里，是这些人能够不公正地分配传播机会。
在百度搜索以“董时进”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在网络上炒作董时进烂泥文的著名网站计有：新浪、搜狐、腾讯、凤凰网、凯迪网络、天涯社区、财经网和人民网。其中凤凰网着力最多，搜狐其次。意外发现杨继绳先生很是给力，还把这个烂文刊载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此外纸媒追捧董时进的还有《中国青年报》(见《王安：想起60年前的董时进》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2日10 版)。
网下网上再度传播董文的目的，当然是要说服公众并产生一些传播者期待的阅读效果了，但董文实在是太烂太烂，把这样的烂泥文糊上墙，恐怕很难有多少说服力，结果恐怕是信者恒信，不信者肯定是更加不信了。炒作董氏烂泥文都六七年了，从搜索结果看，效果实在是不咋的，这个投入产出比也只有中国新土豪们受得了了，毕竟是钱多才可以任性的。
看起来，今天要否定土改价值的那群人，在思想上是何等的劣等和毫无创造性了，惟其如此，董时进那种烂泥文还能够成为那群人无法割舍的宝贝疙瘩。董记烂泥文的再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颠覆革命的幕后支撑点，除了资本和权力对传播机会的再分配能力之外，真不存在丝毫的认识或者思想价值。
看到这样的文字，老田这样的草根民众有点由衷的喜悦感：你们就只有这点出息吧，就只有这么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选择吧，你们的窝囊劲，都快赶得上被历史大潮淘汰的土包子地主了。
百度搜索董氏烂泥文的传播效果。
一、对董氏烂泥文进行旧文新读
董时进的烂泥文写于1949年，此后中国历史进行过两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说法，对照烂泥文可以看到一些奢遮人物的想象力，及其想象力通过官府之手的流传方式。
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董氏烂泥文说新民主主义是要保护私有制的，连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都不没收，那就更没有理由没收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了。( ⊙o⊙ )哇，这个老田很熟悉耶，是海内官学名家于光远的观点，他说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混合所有制，以至于后来被N多高人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补课论。官学名家这么说，还可以进行自我辩解，不是我头脑糊涂而是因为政治需要。但是毕业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董时进也这么说，那就是水平太低了耶，难道你不知道新民主主义是政治概念，而且有着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内涵吗?你怎么连中国的语文水平都那么差呢?
梁漱溟说中国的状况是“阶级的没有”“秩序的饥荒”，董时进博士也说中国土地自由流转，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和封建制，但是，封建制真的只能够像你们那么定义吗？
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在其名著《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间，把欧洲的封建制确立与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观察，指出欧洲封建制的状况是国家主权破碎之后，政治权力配置在占有领地的封建主庄园里，欧洲的封建制仅仅与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相联系。
中国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封建制的土地与权势结合模式，在秦代以后另具特点，土地的自由流转，正规的行政权力集中于政府手里，而“皇权不下县”条件下的乡绅自治状态，与土地财富的结合的确不如欧洲稳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就土地财富结合乡绅的无形权力或者影响力的模式，其土地财富与私人领域的私权力结合则是确凿无疑的，这样一种权力结合方式，虽然不多见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却更恶化了劳动者的境况。
中国农村的黑恶高利贷盛行，民国年间高利贷比晚清更趋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标志出中国地主阶级对劳动者的损害和摧残，要比庄园主和封建主更为苛重和严酷：毫无体恤而只有无情榨取。
在中国地主中间，最为残酷的剥削方法，往往是第一代地主家庭(下文会专门谈到)实施的。所以，观察封建制至少可以有两个视角：地主视角和农民视角，在地主视角看来中国地主远逊欧洲封建主——对土地和人民的掌控远逊欧洲同类项，在农民视角看来则是欧洲封建主比中国地主更仁慈。
有些真理是绝对对立的，无法通过学术辩论解决，只能够扳手腕，扳完手腕之后再说。哪一个视角被使用，在学术上解决不了，最终是拳头大的说了算，共产党领着农民打赢了战争，那当然是共产党和农民说了算，地主和地主儿子说了不算了。董时进学术水平不咋的，装傻还挺不错，战场上赢不了的东西，想要通过耍嘴皮子得到，有这种便宜事吗？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留美博士水平之水，似乎不知道有政治这回事，还是“装傻装天真”呢?
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共产党与地主子弟看问题的角度对立，共产党明确宣布是要干革命的，采取的视角是自下往上看的，在这个视角里，经济基础的再造（推翻土地财富结合私人领域的乡绅自治），上层建筑领域要提高公共性水平（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都是确凿无疑的目标。惟其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目标，就是颠覆乡绅的权力和权势，分田分地倒不是第一目标（抗战期间曾经放弃过），但是政治颠覆事业共产党是从来都不会放弃的。
如果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分法来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显然，共产党即便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也依然坚持要在乡村造就一个不服务于私有制的上层建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私有制基本上就不大能够顺畅运转了，虽然共产党进城之后并未剥夺大资产阶级财产政策，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坚持到底的，结果，在经过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之后，私营工厂里头的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都转移到工人手里了，这才算是标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夺取旧统治阶级手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
董时进博士太水，可能不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很多大资本家坚决不干了，写了痛哭流泪的检讨书和申请书，坚决要求与政府搞公私合营，荣毅仁的堂妹夫李国伟就向武汉市政府写过一个这样的申请书。
董时进博士和中国今天很奢遮的官学大拿，可能不愿意知道的是：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私有制就有点玩不转了。
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指出过：资本主义是一小撮人的特权，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完全不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资本家比革命家更敏锐地率先知道：天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如是，才有了李国伟的申请书。
在毛泽东看来，事情清楚无比，如果没有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积极互动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夺权”事业，换句话说，对资本家而言就是失去了维持其生存条件的上层建筑条件，那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董时进给毛泽东上述，还扯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要在“真人面前说假话”，还希望这个假话在真人那里起作用，这是怎样的无知和无畏呢?这一切谈不上任何勇气或者诸如此类的美德，只能说是地主子弟的不甘心程度，业已到了彻底丧失基本理智的癫狂程度。
二、董时进谬说的隔代遗传基础——什么样的人最热切拥护地主制度
我们专门来分析一下，董时进丧失的理智，在哪里可以找到解释。同时也可以阐明，为什么董时进这样的货色，永远不可能在毛泽东那里装羊成功。
毛泽东对旧统治阶级的理解，是逐步地达成的。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间，毛提供了一个近似线性的革命潜力评估——越是穷困的人群就是越是拥护革命。
后来，他在《寻乌调查》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旧制度下面处于上升通道的人士最热切地拥护旧制度，而在旧制度中间处于下降阶段的破落户，反而具有革命热情。在寻乌县的地主阶级成员中间，处于上升态势的富裕中农(原文谓“新发户子”)最狂热地拥护旧制度，而处于下降通道的地主阶级成员反而拥护革命，由此带来地主阶级的政治分裂——新寻派与合作社派的对立，合作社派的地主及其子弟后代，多数拥护红军并与红军合作，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古柏就是地主子弟。
董时进作为首代地主的后代，在全体民众中间最具有狂热拥护旧制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点不奇怪，毛泽东早就听过调查材料准确地阐明过，他的种种言说及其不甘心，恰好体现了旧统治阶级思想状况和平均水平。
很有趣的是，董时进只要离开为地主阶级地位和土地财富辩护的立场，就马上恢复了常识。他很知道一个贫农有几亩土地的话，不仅不能够致富，维持生存就大为不易。
“帮助他们(指贫农)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但一说到地主，董时进立马丧失了理智，说没有高利贷剥削和其他压榨，都能够力田致富，似乎地主都是大力士的干活，随随便便就可以一当十似的。
老田就是种水稻的职业农民出身，在传统农业时代，最能干的种田农民也不过能够养家糊口略有剩余罢了。能够发家的第一代地主，多数是因为高利贷，这是乡村社会最强有力的社会分化杠杆，比地租剥削来得快。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间发现，在乡村社会中间最遭人痛恨的还不是老地主和大地主，而是新发户子（富裕中农），这些人除了地租剥削之外，放“很恶的高利贷”——“捡新谷钱、捡新油钱”——二月借谷一担七月还两担，年实物利率到400%以上，寻乌农民说“现在人心比前清更加贪了”，就是说这一群人，真正的老地主和大地主几乎没有放这种高利贷的——多数是借一担还三箩。
这种高利贷利息率，不反应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指标——诸如边际生产率等等，仅仅反映了那种利用邻居濒于饿死的困境进行最大可能的“敲竹杠”潜力。
而且，新发户子发家致富的第一杠杆高利贷被消灭，主要还不是因为土改，而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强制性要求余粮在收获季节按照时令价格出售给公营的粮站，这就彻底终结了高利贷的供应基础，同时，农村缺粮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平价返销粮”，这就取消了高利贷剥削的需求基础，总之，主要是统购统销政策而不是土改，在供需两个方面都彻底遏制了高利贷发家的可能性。
董时进还炫耀统计数字，去反驳土改据以决策的各种判断依据，这当然也是一个笑话了。不得不说，有且只有，在具备治理社会能力的政府手上，才有可能真正产生靠谱的统计数字，此外的各种由学者调查得到的数字及其靠谱性，端赖抽样设计的代表性水平了，这个中间没有任何奥秘：有且只有政府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土地普查。老田近期阅读地方志，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各种数字，举凡人口和土地占有等关键数字，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1953年共产党执政之后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1949年中国人口实际数字是5.4亿，而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字是4.75亿，这说明了什么呢?国民党政府的不靠谱导致了数字也不靠谱，统计数字准确与否，本身就体现政府执行力及其介入社会的深度。
据说董时进向毛泽东推荐的土地占有数字是这个：
“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
那位推崇董时进的作者还说：
“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我们就拿这个来对照一下共产党结合土改，在董时进老家垫江县进行土地普查获得的数字：
《垫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对照全国的情况，垫江县地主占地比例相对高，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因此土改的“损失”就格外大：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县人民政府组织1121名干部进入7个区、26个乡、212个村开展土地改革，发动群众评定阶级成份，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多余的粮食、房屋，征收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出租的土地以及庙、祠、学田和其他公地326455亩，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同上，第331页)
老田感到很惊奇，垫江县土地集中的状况为何特别突出，据史料介绍垫江县在民国年间种鸦片烟特别发达，催生了一大波专业化种植条件下的高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利贷，得益于鸦片烟专业化种植的高利贷需求，使得垫江县的土地集中度格外高企。此外，种植鸦片也催生了新的消费，民国年间烟毒遍地，这也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此县地主发财致富的机会远好于他县。(谭正品、陈宦凡、程致君：《垫江种植鸦片和查禁烟毒概况》，载《垫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作者之一陈宦凡曾任国民党时期官办戒毒所负责人)
《垫江县志》第331页。
不得不说，作为地主子弟的董时进，由于受到“地主立场”的遮蔽，几乎没有能力从外界吸纳事实和逻辑的可能性了，呈现出那种与文凭严重不符的认识退化现象——“受私欲之蔽，灭天理之明。”老田相信，康奈尔大学再次，也不至于教不会学生尊重经验事实，所以，董时进的无能，不能够代表美国名校教育水平低。
三、相比董时进，今日的精英们有什么学术创新吗
不得不说，董时进与今天的公知们还真是知音，公知们的状况是“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经济。”董时进就是这么干的，看起来于光远等人应该向董时进支付发明权特许使用费，是董时进最先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政治概念，只进行经济解释并完全彻底抽掉其原本的政治内涵的。
最为有趣的是，有公知把董时进与杜润生和任XX，做了一个思想谱系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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