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老田并非郭松民,郭松民也不是老田,正如地主阶级绝非善良无辜的纯洁羔羊,旧社会绝非光明无限一样。
朋友转来一篇回应本公众号26日发表的《老 田 | 为了颠覆土改,谭松教授竟把旧社会夸成光明无限》的微信文章,作者就是老田文章中的谭教授,但是谭副教授这篇妙文,害的我差点没把刚喝的一口茶笑喷出来。
这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副教授,在文章中一口一个“郭先生”如何如何,连回应文章的标题都是《郭松民先生,我随便说说,只此一次》——显然是犯了“指田为郭”的错误,把郭松民和老田当成是一个人了。
尽管谭副教授犯错误是有原因的,因为老田那篇惹的谭副教授无比哀怨,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文章《为了颠覆土改,谭松教授竟把旧社会夸成光明无限》发在我的公号上,但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不会犯这种“指田为郭”的错误——公号的名称并不当然等于作者,更何况标题和作者栏都注明了作者“老田”——但是,这位一直在研究调查“土改历史”的“学者”谭副教授——居然如此粗疏和想当然。
老田文章说谭副教授的研究方法是张冠李戴,于是谭副教授很快就用“指田为郭”自证了自己是怎样张冠李戴的了。不学无术总是自证的!
谭副教授如此粗疏和想当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心,因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居然是调查“土改中的种种酷刑”,我很担心他会把地主镇压农民和还乡团的种种残酷行为,给硬安到土改中的翻身农民身上。
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帮我转来的谭副教授在该校演讲时展示的一些资料,我发现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谭副教授在演讲中展示的罗列的一些酷刑——
“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 “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
这些都是四川的恶霸地主,诸如刘文彩之流常用的,有一些还被山东的还乡团用于落入他们手中的土改积极分子身上。至于山西还乡团残忍的用铡刀杀害土改积极分子(包括刘胡兰)的案例,则由于知名度过高,没有被谭副教授误用。
讲真,有了谭副教授这样“扎实”的研究,方方的《软埋》就显得很“真实”了。“还乡团文学”和“还乡团学术”相互呼应,循环论证,终于在颠覆土地改革的战场上会师了。
谭松副教授虽然在文章中对我指名道姓,但《为了颠覆土改,谭松教授竟把旧社会夸成光明无限》真不是我写的,所以也就不需要我专门回应。并非郭松民的作者老田有一篇专门的回应文章,就在下面,很有趣的,大家可以慢慢看。

老 田:真为谭松副教授的智商捉急
谭松副教授(这是谭副教授在回应文章中特别更正的)说他读了批评文章——老 田 | 为了颠覆土改,谭松教授竟把旧社会夸成光明无限——但是似乎没有读懂。
老田文章说谭副教授那个张冠李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任何靠谱结论的。这一点倒不是学问高低,而是真正的人品问题。
在初中语文课中间,就学习过“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论点的得出需要以靠谱的论据经过逻辑周密的推理过程。这个是规则,但是,写文章偏离规则的刻意偏离,那就是彻底的机会主义。
谭副教授写文章不要论据、不要逻辑推理过程,不需要历史背景对照,就可以得出结论,这可不是一种可以夸耀的能力,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老田文章除了指出谭副教授的土改研究的三不要之外,还指出了谭副教授玩弄偷换概念的小把戏,这些都是初中语文课业已传授的、不可违反的规则,没有共产党政府指使你谭副教授搞这些吧,香港某处请你作报告,也应该不是他们要你这么干的吧,所以,机会主义行为如何归责,原因不言自明。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个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把议论文写作要素,换一个说法重复一下而已。
看看你谭副教授夸耀自己做了十多年口述史的能干程度,从2003年起步做研究,到了2015年还说川东土改是1949年,真不太好意思恭维你。

1950年6月土改法在政协通过,11月开始长寿土改试点,次年3月成立川东土改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部署。谭副教授实地研究后得出结论“1949年土改”就已经土改“过”还有“纪事”。假土改吧!
老田上篇篇文章的主旨是下面这些文字,核心是如何对待土改中间的机会主义与规则的偏离,谭副教授应该还是识字的,那就再读一读下面这一段文字:
谭(副)教授选择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咱们草民不发表意见。但是你谭(副)教授选择与逻辑和事实格格不入,这个就是刻意与草民作对了,咱草民们都是重视逻辑和事实的。
谭(副)教授总是标榜自己在做研究,做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要搜集靠谱的事实,要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要与历史背景的全面对照,才能够得出结论,我们看到谭(副)教授近乎违背做学问的一切基本要求。如果对照谭(副)教授所说的那些土改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话,显然,哪怕是最坏的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其机会主义行为和策略都还只是限于一时一事,不像谭(副)教授这样,完全彻底地进行机会主义选择,不要事实,不要逻辑,不要历史背景,来进行所谓的土改研究。
人世间规则很重要,对于规则的偏离也很常见,通常这些偏离规则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非分的利益和声名,说穿了,用超越规则的方式去追求名利,是一切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土改中间很多机会主义选择,还需要谭(副)教授进行各种事实和解释的扭曲,才能够认定的话,那么在谭(副)教授自己的所谓土改研究中间,蔑视学术研究所需最低水平的事实和逻辑规则,则是一种极其主动和自觉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得不说,就机会主义选择的彻底性而言,谭(副)教授是远高于他批评的各路土改参与者的。
谭(副)教授怀着对机会主义的极大义愤,进行土改研究,却让我们领略到了他自己更为彻底的机会主义选择,这说明:机会主义行为在现实世界中间是一个难于避免的常量,谭(副)教授就是这样为我们示范的。
谭(副)教授的所谓学术方法,可以命名为“成本批判法”,这种方法的逻辑是:只要是机会主义造成的成本不为零,据此就可以全盘否定那个历史事件或者制度实践了。谭(副)教授以自己的示范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谭(副)教授就是以自身机会主义的彻底性,来现身说法:机会主义为什么是不可能避免的。
最后说一句,谭副教授的研究如果定名为“土改时期的机会主义或者刑事犯罪研究”,那又当别论,但你谭副教授说川东民办强奸“非地主美女”,能够体现刘少奇如何甚至鲍罗廷如何,那你自己关门在家里没有问题,在外面说被人知道了之后,可是会丢脸的。
不过,湖北有一句谚语说:把脸不要,百事可为。你谭副教授好好努力吧?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注:点击文尾左下角“阅读原文”可阅读谭松副教授对老田文章而写作的回应文章——《郭松民先生,我随便说说,只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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