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依赖——二十世纪左派运动的致命伤
王者当歌
在文章正式展开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明确本文提到的两个概念：
1。左派：人与人本来并没有大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但始终有一小拨人，在利用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制造着人为的不公、歧视和压迫，比如签订各种程度的人身依附契约，比如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垄断占有来控制社会。我们承认，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是会永远存在的，但并没有什么理由让这些差别如此巨大、如此固定和如此的代代相传。面对这一问题，就产生了所谓的“左”、“右”之争：站在政治立场右翼的人，很大程度上对此视而不见或采取放任的态度，他们认为差别的不断扩大和少数人才能享有美好生活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政治上的左派则一直在试图缓和这一矛盾甚至去给予根本解决，他们不断进行着各种反体系的革命或改革，以争取更多的平等和民主。
2。资本主义体系（简称“体系”）：这是一套几百年来从西欧最终扩展至全球的社会运行系统（以及相应的思想价值体系）。她崇尚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安排，在国际上，民族国家被吸纳进一个牢固的中心（垄断高技术、集中金融资本、进行高档消费的国家）——附庸（提供密集劳动、制造加工和低端市场的国家）——边缘（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却几乎没有市场的地区）的三层结构世界；在国家内部，大的资本/产业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政党、媒体和学者）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集中于自己麾下，而让大多数的民众只享有空洞的“民主”和“自由”。在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一体系遭遇了第一次的全面危机，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对外扩张走到了世界尽头，在她们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表现为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体系内部因为社会差距的严重扩大造成了不稳定，这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派的挑战。
在二十世纪的中期，世界主流（不论是否自愿）在事实上接受了左派：从易北河到鸭绿江，共产党在世界1/3的国家夺取了政权；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民粹运动在拉美）赢得了独立；社会民主运动在欧洲多数国家控制了议会——她们许诺要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危机，并开始大踏步地推行新政策，干预市场和分配，提高税收和福利……起初，人们是对左派充满希望的，并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后来也果然看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活的一些改善，但是更平等的时代并没有随之到来：异化的工资劳动仍然普遍存在，只不过剩余价值现在是被“国家”而不是有产者拿走了；不管是政治的民主参与还是企业的民主管理，都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变（卡斯特罗的古巴和过去一样仍是个蔗糖出口型经济）。执政的左派们呼吁人们有更多的耐心，因为“历史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终究将取得胜利！”，但这阻挡不了人们心中滋长着的怀疑和不满。终于在六十年代末开始，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各国不安的骚动，（更激进的新左派运动开始出现，）左派们的统治从此动摇了。
为什么顺应时势、得到拥护的左派运动最后失败了？既然这是个普遍现象，那就不能归结为“某些左派背叛了革命”这样的个别性的理由。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当时（不管是分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总是太依赖“国家”这个因素。左派基本上是反体系的，这势必招致来自体系的强大反弹，所以凝聚力量、保护自己，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就成为了必然的结论。而且国家不仅是对内统一局面、对外独立自主的工具，还是实行新政策、建立新社会的权力来源。不过问题在于，同时国家也是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关键因素，（尽管右派们谎称这个体系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可以与政治无关），左派们想要依赖体系的基本单位去反体系，这样一个矛盾显然是不可能成功解决的。下面，我们来具体展开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
1。控制国家政权。
很多左派主张采取“两步走战略”：掌握国家政权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才有可能考虑去落实各种反体系的行动。经过努力，他们确实曾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步，然而在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以及之后维系国家运行、重新配置资源的需要，必须建立一整套的官僚体系，培养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将在“新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于是，新的特权集团和不公制度产生了，尽管她们不象过去的有产者那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控制政治和文化（包括知识、技术、思想等）资源而产生的差别并不比从前小。普通民众仍然得不到充分的政治参与，也无法平等分享新政权带来的成果。
2。坚持发展主义。
当时，从较发达的欧美到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家都信仰国家的“发展”这个理念，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更高效的农业和更好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适当的对外贸易保护，每个国家都可以走上不断发展，直至繁荣的道路。可是，资本主义体系有其繁复莫测的市场规律，不会遵从人们的一相情愿：随着战后西欧和日本的重建，世界主要产业从中心地带向外缘转移，与此同时，投资资本也由生产性企业转向金融，这一系列变化造成了北方“三驾马车”（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滞胀，失业加剧，市场萎缩，工资和福利削减……紧接着，南方国家发现她们（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变得乏力，而进口却更加昂贵了。再加上石油危机的打击，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中。地球上的环境和资源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是急功近利型的，所以人们应该承认“无节制地向前发展”是有限的。直线向前、最终大团圆的历史观在社会上和在经济上同样靠不住。
3。国家间的矛盾。
左派们在国际上追求的同样是公平和正义，希望大小民族能够平等相处，为此她们在第三世界推翻了直接的殖民统治，共产党国家则成立了反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改变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在变着花样控制别国的经济，苏联通过把自己扮做反体系的旗手，也将一部分国家纳入自己的小体系。美苏在表面上冷战对骂，但在暗地里通过雅尔塔安排达成了瓜分世界的共识，联合国安理会使新的列强们掌控了国际政治，防扩散条约巩固了有核国家向别国讹诈的地位，各种形式的援助/合作协议则便利她们进行经济渗透……一国一国的左转无法根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固有规律。无论何种政治力量，以国家身份参与其中，都要沦为图谋私利和自保的游戏规则遵从者，无法肩负起反体系的重任。
左派在二十世纪的反体系运动中，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过分依赖“国家”这个概念，因而无法真正参透体系的实质，尽管从不同程度上缓和了体系的内在矛盾，却没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出路在哪里？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转而接受了右派们提出“新自由主义”——然而当前的实践证明，这是个更糟糕更短视的选择，她加剧了原有的种种问题，也造成了人类社会而不止是这个体系的更深危机。反体系终归还是左派的事，只是我们今后需要调整策略——超越国家。在今天，全球化（及其市场）的运作更加紧密和深入，非政府又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大量出现，这一超越并非不可想象。
文章来源 http://blog.sina.com.cn/u/564a7c1401000g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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