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号《创作评谭》首篇文章颜敏的《底层文学叙事二题》，对新左派的评价大体公允。一些新左派依赖西方理论，对中国前景过于悲观，这是需要指出的。其实，正如“姓社姓资”并非关键一样，姓左姓右也都是个缺乏严密逻辑的大帽子，从现实问题出发，关注大多数人民的生存状态，为民族和人类思考合适的出路，才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小时候有一天下午，偶然在收音机里听一段没头没尾的小说广播，讲到东北有个财主叫王财神，生了个儿子取名王金柜，希望家里装满金银财宝。可是财宝多了又怕丢，于是第二个儿子取名王金锁。可是又怕锁上了打不开，于是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王金开。不料老三长大当了抗联，回家要老爹打开金柜，拿钱抗日，王财神就去向日伪政权告发，为了保财，害死了儿子。这个故事我记忆很深刻，也充满东北的生活气息。可就是不知道到底出自哪部小说。我少儿时代读了许多没有封面封底的书，后来上了北大才知道，许多“中外名著”，我早就读过啦。
最近在卫生间里读萧玉的《战鼓催春》，才知道，王财神的故事就出自这里，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卫生间里见功夫啊。这书我在同学家里曾经翻过，但光注意歌颂林彪的内容，没注意这段情节。老作家萧玉的名字，现在绝大多数人肯定都不知道了。几部著名的当代文学史，都是顶多提个人名书名，就马虎过去，编写者根本就没有下功夫去认真阅读原著，甚至连《创业史》、《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这样重要的作品都给叙述错了。比起1989年之前，可以说，现在的当代文学研究界，没几个正经学者。因为已经没有像谢冕、洪子诚老师那样一页一页翻阅史料的老实人了，只要随便说几句“极左思潮”啊、“文艺专制”啊，就把几十年的文学给概括了。剩下的就是无耻之极地为改革开放和“跟国际接轨”大唱赞歌，极力迎合当下的国内权贵和国外干爹。这样的学者，真是谁都可以当了。有人说当代文学是垃圾，我觉得夸张了，无论十七年、文革，还是新时期、新世纪，都不乏精美佳作，比起当代文学研究来，当代文学创作用不着任何自卑，当代文学作家应该在当代文学学者面前抬起骄傲的头。
萧玉原名于忠福，山东八路，出关后当过指导员，后任编辑，打过临江、辽沈，后随四野打到广东，就成了广东作家。成名后当了广东作协副主席。他的代表作是《高梁红了》三部曲，第一部《乌云密布的时候》，第二部《战鼓催春》，第三部《紧锁关山》。内容是写东北解放军的，高度赞扬了林彪的军事艺术，生活气息浓郁，风格朴实，就是情节不够精炼，有点像评书，所以适合广播。
2006年31期《语文学习》上曹文轩、丁帆、莫言、钱理群、谢冕等谈低龄化写作问题，说的都有道理，但都是评价，没有说到“以后”该怎么办。好不容易出了几个优秀的少年写手，就把他们推到市场上让大家围观，未免不够爱惜人才了。
2006年34期《语文学习》里赵丹《永远的古典》谈曹文轩小说的独特审美追求，说得很到位。曹文轩骨子里是追求干净、梦幻、婉约的。
2007年第2期《国外理论动态》李兴耕的文章介绍了“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七大提出的“主权民主”思想值得重视，党主席报告中提出要把普京总统的“主权民主”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只有善于并且做好准备捍卫自己主权的国家，才能够实行有利于本国公民利益的政策。”同期翻译的一组探讨苏联解体的文章也很有深度。苏联共产党在僵化腐败之下脱离人民，而后病急乱投医，匆忙寻求美国支持，认贼作父，结果好大的家业毁于一旦，落得个让中国都看不起的结局。戈尔巴乔夫风光一时，但被美国利用完毕后，如今里外不是人，孤苦凄凉，只能说点牢骚话度日，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日前速读了一遍黄小配《洪秀全演义》，该书是10年前在北大东门外以3元钱买下的，是“马池中学”图书馆处理的旧书。此书写得很热闹，也颇讲究笔法，但读了之后印象不深，要不是研究晚清文学，我那时也不会去读。这次重读，看到书中10年前做的记号和评点，才想起当日情景。最后写道：“结局太仓卒，笔法亦旧。突出了李秀成民族意识。”
近期集中处理了一批读者来信。大多数读者对俺过于抬爱了，俺受之有愧，只有好好工作报答社会了。少数读者越来越猖狂了，居然真的只写“北京孔庆东收”，结尾也不署名。还有两封恐吓信，一封来自民主自由的美国，一封来自民主自由的香港，都说我是被北大、被朝鲜、被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收买的无耻之徒，要我的脑袋。我看来得给他们写信讨要拖欠我的工资了。恐吓信的语言没什么可取的，跟六七十年前写给鲁迅闻一多那些信差不多。不过邮票挺漂亮，我剪下来收藏了。希望住在海外的恐怖分子多给俺写点这样的信，以表示你们自由民主人士高贵的人性，同时也赞助了俺的集邮雅趣。
风急天高猿啸哀，自由民主皆瞎掰。狂吞四两烤红薯，铁马冰河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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