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链的“第一桶金”
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幸运，没有一个学科的教授们能够有他们那么多的发财门道，几乎在每一所大学里头都是经济学门类的院系最富，此外他们还常常有各种非同寻常的高额出场费等等，相比较而言，这些都是蝇头小利，真正在经济学家中间造就亿万富翁的还是参与股票上市的评审工作。
每一只股票上市，往往为该公司获取上亿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公司的市场信誉，这对于每一个公司的生存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利益巨大，几乎没有人会在争取公司上市方面吝啬，从各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资料看，为了走完公司上市门道，所花费的“开办费”往往在数千万元之多。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合计有1434家，所花费的开办费不下300亿元。这些费用的去向，人人都心知肚明，90%以上都是向各级权势人物交付的“买路钱”。在公司上市的最后一个评审环节上，要请几个主流经济学家作为“评审委员”进行把关审核，因为参与这个环节的工作，所以那些被列名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的经济学家们，就具有了一条额外的发财门道。
有一个意外的腐败案例，国家证券委的办公室副主任把评审委员名单以20万元的高价“卖”出，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参照，让人们大体上可以估计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评审中间可以得到多少“贿赂”。有人估计每一个普通委员的“每次收费标准”不少于50-100万元，在主流经济学家中间声望很高，可以影响其他评审员态度的人（显然厉以宁、吴敬链等有限的几个人就有此资格），“收费”水平要高出一倍以上。如果这位高人肯“屈尊俯就”担任上市公司的“行贿经纪人”角色，代理上市公司在各评审委员中间分配“费用”，则每一个上市公司将乐意付出数百万元的评审费用归他一个人独立支配。相比较而言，上市公司自己行贿的结果，完全不清楚这位评审委员到底是不是投赞成票，这种行贿只是一个良心帐――因为上市公司并没有能力控制并监督评审委员的投票行为。但是厉以宁和吴敬链却不是这样，他们即使自己不在投票现场，但是门生故旧多有可能包括在内，因此对投票有一定的控制和监督能力。所以，由他们这样的大腕代理分配“费用”的行为，相当于行贿之后的“有监督”投“赞成票”，以此而论，行贿的正面效果要有保证得多。一般而言，更高的收益总是要求付出更高的成本，相应的行贿数量（交易价格）至少应该上升一倍，多出来的那部分钱，就应该作为经纪人的“收益”了。这样，有资格充当投票监理的第一等著名经济学家，每帮助一家上市公司通过评审委员的评审工作，就可以收益数百万元之多。
一种收益巨大的新事业在市场上成长，会自动地形成相应的“企业化组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形成相应的制度化循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有监督投票”与无监督投票之间的差别，上市公司愿意为这一差别多付出数百万元之多，因此，跟着这个市场容量就在经济学家中间相应地产生了适应这一趋势的各种应变。在理想状态下，可以通过协调保证每次投票至少有一名“监督员”出席。在动态的时间系列中间，可以通过网络内部人士相互勾兑和相互投票的遴选机制，逐步增加以吴敬链和厉以宁为核心的圈内人士，更多地接替评审委员位置。这样，在理想状态下，厉以宁吴敬链等人即便不再担任评审委员，也一样有资格充当上市公司的“开办费支付代理人”角色。经济学领域的“圈子化”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是在政府部门遴选官员的时候，与某个经济学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往往也拥有优先权，这在朱某担任总理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证券的评审委员构成中间，有相当数量的委员，明显存在着一种向心联系。这实际上就是适应“有差别的开办费收入”而逐步发展出来的。
实际上，上市公司为了取得一个发行资格所愿意支付的“开办费”，是与公司上市的巨大利益成正比的。许多公司为了取得这一资格，不惜钻一切门道，甚至许多已经边缘化的老官员都成为他们行贿的对象，因为这些人曾经在中枢机构认过职，有能力接近现任官员，这个行贿费用本质上也是一种“经纪费”，报章就曾经公布过某“工业协会会长”这样退居二线的人在公司上市过程中间受贿。有民间谚语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有人开玩笑说，在控制公司上市系列环节上的那些人，不是在“河边走”和“湿不湿鞋”的问题，而是整个人踮起一只脚站在激流中间露出的一方小小的石头上，他们没有“整个人”调进水里去，就全赖个人坚定的“革命意志”了。
在历年来的上市公司数百亿的“开办费”的猛烈进攻之下，已经有无数的官员栽落马下了，可以预料，还会有更多的额官员在这条道上栽跟头。到目前为止，只有那些充当评审委员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受到司法追究，因此吴敬链这样的先生，还可以一面继续充当开办费经纪人，一面继续伪装“经济学界的唯一良心”。有人估计，开办费300多亿元的总数量，其中花在评审委员身上的不少于5%－10%左右，也就是说，自从股票上市有评审委员以来，上市公司合计支付给担任评审委员的全部经济学家的费用在15-30亿元左右，因此，如果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间出现几个亿万富翁是不足为奇的。作为结果，很多股民都能发现的明显不合格的“垃圾企业”也通过“专家们”的评审上市了。吴敬链自己虽然骑自行车上下班，据说他家里却常常停着好几量崭新的高档小汽车，是哪个上市公司送的，吴敬链自己也未必都知道，因为想要跟吴“良心”拉关系的人不是一个，有的人是想要请他帮忙所以先送“见面礼”，有的是他已经帮过忙的，人家要来还“人情”的，小汽车是不是合乎吴良心的需要，这不以吴良心本人的意愿为转移，人家看到的是他没有小汽车所以就送了。吴敬链为什么把女儿都送到美国去，不呆在国内，不是没有准备和考虑的。
经济学家们在上市问题上的好处，远不止“开办费”名目下的费用输送。已上市公司和未上市公司都想出一切办法，来与那几个有资格当经纪人的著名经济学家打交道。有一位深圳的小企业家，他受朋友“威胁”去参加了一个某著名经济学家的报告会，花去门票数千元，他对那个经济学家讲演的评价是“对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完全是一窍不通”，他说这样的报告会纯属“行贿”：数百人在座听讲，真正购买门票的人其实是他那个朋友，目的是通过此种方式一次给那个经济学家近百万元的好处，因为他的公司正处在上市申请阶段，目的是拉关系。他还曾经参加过另外一个企业界朋友举办的报告会，那个朋友的公司已经上市了，目的是答谢那个经济学家，也是拉了许多人去听，票是送的。这个小企业家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中间，还没有人真正具备足以指导企业经营的知识，各种报告会多数是给经济学家“送钱行贿”的幌子，他说，凡属门票价格数千元一张的，讲座出席人数很多的，报告会有“数十万元的门票收入”的，肯定都是有人在背后操作的，这些费用当然也是举办人一个人掏腰包的。至于参加报告会的人，不仅绝多数人不用掏腰包，甚至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是被拉来凑数的，毕竟要跟经济学家拉关系、还人情的只是个别企业人。
这个小企业家还说，网络上常常抨击中国精英中间的“铁三角”――以贪官群体为中心的奸商（含买办）和为他们辩护的文人的三方面精英的同盟――中间，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那几个在公司上市过程中间发展为“经纪人”的人，占据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企业家中间，象他这样的小企业，做得还是很苦的，“官商勾结”不是不想搞，而是成本太高，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承担得起的，只有那些具有垄断地位外商和大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业才是“官商勾结”的最大受益者，小企业搞点“官商勾结”纯粹是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尔，是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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