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极“左”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极“左”思想在文革中最为泛滥，表现的最为突出。其表现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连那些在57年搞反右扩大化的干部群体都被一股脑地打倒夺权了，由此可见，极“左”思潮是如何地泛滥了。因为在极“左”的眼里，左派都显得右了，不革命了。
毛泽东是批评极“左”思想的，他就批评过四人帮，说你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头来就会打到自己头上来的。结果就是四人帮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最后也被别人打倒了。
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抵制极“左”思潮泛滥的，比如批准周恩来拟定要保护的一些党政老革命干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支持周恩来抓好工农业生产，抓好交通运输管理，抓好重大科研项目等等，尽可能地减少减轻极“左”冲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能力保文革初三年国民经济不崩溃，毛泽东的支持是重要原因。
所以说，文革中虽然发生了极“左”现象，但是不能说文革中都是极“左”，如果这样说的话，就相当于忽略否定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工作了。对于文革要一分为二地看，象周恩来这样抵制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的行为才是正确地执行文革决议的规定的。文革决议明明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打击的对象只是一小撮，可是林彪四人帮却煽动打倒一切，这本身就违反了文革决议的规定。在文革中，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向造反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造反派的斗争觉悟，这都为校正文革轨道作了很好的工作，这是应当肯定的。
其实，在改革开放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要把极右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区别开来。
改革中出现的极右思潮就是鼓吹新自由主义，要全盘私有化，要搞多党大选制，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是与邓小平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在改革中还是有很多人象邓小平那样坚决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是不应该忽略的地方。
至于对于商品经济，毛泽东在59年的时候就批评过陈伯达那种极“左”的要消灭商品的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的限定内搞商品经济。同样，改革中搞市场经济同样是作了社会主义限定的，在市场经济前面是冠以社会主义的。有了社会主义这个限定，那么改革中出现的过头行为就有机会进行校正，现在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正是在进行校正吗？
改革中出现了极右思潮的现象，但并不能说改革中都是极右，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比如农村改革中，象华西村南街村等还有数千个农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这就不是极右行为嘛。虽然国企改革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面积私有化的现象，但还是有一定的国企保持了国企的性质没有私有化嘛。所以说，评论改革开放不应有片面化思维，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因为改革中出现了极右思潮，就一棍子打死改革，那种极端化态度是要不得的。
坚持辩证法，用分析的方法对待历史事件，才是增长认识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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