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中所提到的问题（诸如，高科技人才留洋）并非都是发展了高科技带来的，但仅从口头上强调高科技所带来的确实有这些问题，使得高科技人才无用武之地，白白流失，现有的科技人员也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发展高科技必须以国情出发，那是当然，但现在不但是不从国情出发的问题，甚至是很少有实质性发展，仅有的大多数要么用的是以前的科研成果，要么与外国技术有关。然而我们不能说不应该发展自己高科技产业，这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祸国殃民的高科技陷阱
——对发展高科技之不可行性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某超级大国通过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诱骗前苏联倾家荡产地发展太空领域里的高科技。结果，尽管苏联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天服、空间站，却生产不了一件羽绒服、一个暖水瓶；尽管拥有能毁灭人类一千次的核武库，却挽救不了因经济严重失衡而解体的命运。
而就在那个到处布满尖端武器的年代，小平同志看清了这一高科技陷阱，不仅没有加入“高科技领域里的军备竞赛”，反而大胆地做出了“本世纪无大战争，裁军一百万”的英明决定，从安徽农村开始，发动了一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革命，首先在南方开创了劳动密集、技术简单，以生产、组装电子产品为主的珠三角经济区。不仅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还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目前，某超级大国故技重演，试图用知识产权为诱饵，用技术封锁相威胁，引诱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与之进行一场实力悬殊地阵地战、消耗战。
所幸的是，东南沿海大批已经市场化，只受“市场价值”支配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他们效法当年日本、韩国以极低的代价把发达国家研究多年的科技成果、核心部件“拿来”，充分发挥廉价劳动的优势，“组装”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
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都有一个从模仿型的低科技→改进型的中科技→创新型的高科技的发展历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有具备了与之相匹配的环境才能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需要的是高端设备、高素质人口和高端产品的市场需求。而平均小学文化、设备相对落后、以生产和消费中低档产品为主的中国，急需的是能够直接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模仿型低科技和改进型中科技。
属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搞跨越式的“科技大跃进”，只能使我们的科技力量与生产实践严重脱节。安放
据了解，仅一所哈佛大学的科研经费，就超过全中国的教育经费。一个“麻省理工”，就有2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研人员的工资不到美国的1/10，技术、装备落后了至少20年。而这种状况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我们在为自己定位时，应当实事求是的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分工”中，中国暂时还只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试验室。
在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基本上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持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分工、国际大采购的今天，仍然坚持每个零部件都自己研制的所谓“完全独立产权”，无疑是一种小生产的落后观念。如果不是适当的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材料，就不会有中国的神州六号和ＤＶＤ称霸全球的局面。
所以，我们那些脱离实际的发展高科技计划，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耗尽人力、物力搞出的高科技成果，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国内没有市场，只能为发达国家作嫁衣。我们搞的众多“课题”、“高科技创新”，有多少付诸实际、转化为生产力？我们精心培养的清华、北大高才生，有多少留在国内？（报载：美国尖端科学领域，超过25%的研究人员是中国培养的高才生）广东、浙江的成功小老板，又有几个具备高学历？许多高学历的“海归”也因此而成为“海带”（待业）。西方发展高科技是希望取代人力，而我们则有数以亿计的人力需要安排。
许多地方为了完成“高科技指标”，搞了许多经济效益差、就业率低的“形象工程”、“花架子工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有上千万文盲、上百万辍学儿童和数以亿计的缺乏基本技能的农民工，我们的“教育专家”却拿宝贵的经费去培养缺乏市场需求的高科技人才。结果，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年富力强的本科生就业难，一边是因为缺少熟练工人，只好高价聘请退休多年的老技工。我们的专家们明知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力量的巨大差距，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却花上百亿外汇进口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去与发达国家争知识产权，比核心技术。而我国解决就业最多、赚取外汇最多的乡镇企业，大多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的旧设备。
报载，没有得到任何优惠的“温州村”，产值超过集所有优惠于一身的“中关村”几十倍，就业人数超过近百倍，被誉为“创业者天堂”。而中关村那些“高科技创新企业”，因产品缺乏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力，平均寿命只有1.3年，每六分钟就有一家倒闭，被称作“企业坟墓”，成为吞噬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黑洞”。
某著名专家，把温州生产8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视为“因科技落后而吃亏”的象征，事实上，生产8亿条牛仔裤，可以解决五十万平均小学文化的农民就业，使五十万家庭脱贫。而生产一架波音飞机，平均只需要几百名技术人员。生产波音飞机的企业还需要上千亿的投资和近百年的技术积累。显然，生产裤子比生产波音飞机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众所周知，越是专家，所掌握的知识、所代表的群体就越“专”。因此，专家只益“治学”而不益“治国”。就是专家最集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也没有一人成为优秀的“国家领导”。古今中外的英明领袖，无一不是集专家之大成的“杂家”。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的“专家”陈独秀，最终还是让位于农民出身的“杂家”毛泽东。
由于推行重学历轻经历的“专家治国”路线，使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农民被丑化、矮化，造成主人与公仆的严重错位。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大批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他们虽然没有高学历，却有着与人民共患难的经历，他们虽然不懂外语，却最懂得群众的心声。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使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经80年风雨而仍然根深叶茂。如今，他们正在被大批虽然具备高学历，但缺乏实践经验、缺乏群众基础的“三门干部”所取代，使我们的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造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其危害远大于腐败和经济上的损失。
科技战线的体制改革，造成许多科研单位、专家、学者被市场“边缘化”，也是促使许多“专家”为求生存而呼吁发展高科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的科技体制，是计划经济年代照搬苏联模式设置的，主要靠政治需要、国家拨款生存。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大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被推向市场。一部分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科研单位如：水稻、电子、纺织等，发展迅猛。而一部分在我国并没有市场需求的科研单位，随着上级主管的部、委被撤消，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科研单位的专家，有众多的学生、亲友身居高位。因此，尽管他们市场地位疲软，政治地位却依然坚挺。
而正是这些没有生存能力、即将被市场淘汰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喊出了发展高科技的“最强音”。这一最强音的背后，都有一只向国家要钱的手。这些本应和其上级主管部、委同时撤销的科研单位，在“发展高科技”、“专家治国”的大红伞下，成为躲避体制改革的避风港、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领地。
总之，清算科技战线的冒险主义、大跃进，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深信，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科技人员，也一定会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优良传统，使科学技术真正走出书本、课堂和实验室，“飞入寻常百姓家”，与生产实践“接轨”，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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