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居者有其屋”

实现“居者有其屋”

中国的主政者懂得“民可载舟，亦可复舟”的道理，民生问题历来都是政治主题，孙文的“民生主义”因此倍受国人推崇，现在的主政者把民生问题已作为政治主题，百姓敬仰。

什么是民生？基础内容很简单，“食、衣、住、行、乐”，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食、衣”问题基本已经解决，食不果腹者，衣不蔽体者基本上没有了，住房问题接着成了民生的主题。

不少人认为，“食、衣问题”是靠市场化解决的，因此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市场化，这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食”的问题是靠政策解决的，让农民种田，不再是报纸种田，一下子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衣”的问题主要是靠科技进步解决的，靠“化纤”的使用和制衣工业化。这两项都不是主要靠市场化解决的。

市场经济是一条翻江倒海的龙，有能力控制它，它是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民众的福祉，如果失控，就是社会要素平衡的破坏者，民众的灾星。

新自由主义者鼓吹中国要回到斯密那里去，要走哈耶克指出的路，要把弗里德曼奉为圣人，宣扬市场万能论，因此不仅不能够看到解决“食、衣”问题的实质，还把“住”的问题也交给了市场。结果呢？房子成了股票，工资只有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房价却超过了美国，有的大城市新房的空置率已达50%，房子的功能主要不是居住，成了政绩的标志，价值的符号，暴富的手段，腐败的载体。与此同时“房奴”产生了，银行风险增大了，普通老百姓在楼群面前望洋兴叹，政府作难了；把泡沫破了，面子难看，金融风险太大，是政治风险；再让它“自由”下去，腐败难抑，百姓骂娘，同样是政治风险；两难境地呀！

怎么办？自己没有办法，只有用凯恩斯的办法，没想到权力割据对宏观调控有很大的抗拒能力，结果呢？房价在宏观调控中扶摇直上，凯恩斯失灵了。

事实已经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既不能靠凯恩斯，也不能靠弗里德曼，靠的还是实事求是。政府不能跟在不法开发商、炒房者和腐败分子后面割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再割，加大了行政成本，还不起作用。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要跳出圈外，另辟途径。

把政府办公余房以及政府的招待所、宾馆全部划给“国资委”，改造一下，变成“廉租房”，以租养房。这样不仅解决了城市中部分没有住房，缺少住房人群的眼前困难，同时能够节约行政成本，改变政府形象。最近十几年，省、地、县甚至乡，分部门造办公大楼的现象很普遍，多数城市中，政府大楼和政府的楼堂馆所是最豪华的建筑，甚至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贫困地区也如此，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公务员的人均办公面积不应超过15平方米，不得有个人办公室，谈话室、会议室、接待室公用，一律用办公大厅集中办公，省以下的政府部门不得分地办公，各级政府首脑要做表率。

政府大量无偿供给建造廉租房用地和经济房用地，并派专员监督项目开发商的财务并免去相关税收，开发商把成本向民众公布，税后利润不得超过造价的5%。房价确定时要开民众听证会，由政府有关部门敲定。廉租房和经济房一律是小户型，户面积不得超过80平方米。先供给没有住房的家庭，再供给住房人均面积太小的家庭。廉租房产权属于“国资委”。经济房居住者具有不完整产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转移权，当居住者申请搬出时，承担居住时期的折旧费。居住者死亡后，由“国资委”收回，“国资委”付给居住者亲属最初房价除去折旧费后的余额。

根据我国人口多的国情特点和公民自然资源所有权一律平等的原理，中国公民只能有一处宅基的权利并限制人均居住面积。对占有多处房宅者，政府审查其房产的合法性，没收非法房产，强令其拍卖别处房产。对城市居民中人均居住面积超过30平方米的房主征超居住面积税，对人均居住面积超50平方米的房主征超居住面积重税；对农村居民人均宅基地面积超30平方米的居住者征宅基地超面积税，对人均宅基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居住者征宅基地超面积重税。这种专税要有居民因惧怕高额税收不敢超怎样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的效果。用这种税收救助那些在住房方面需要救助的居民。

主政者如果能够接受以上三大措施，甩开贪婪的腐败者、利益薰心的开发商和炒房者，不和他们纠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让他们守着空房去做梦去吧。这样做“居者有其屋”的问题就解决了，腐败者和暴富者演绎的房地产大戏也要闭幕了。同时，《宪法》中居住权利平等的条文也就变成了事实，政府的形象也改善了，和谐社会也就不远了。

主政者如果是人民的主政者，就应该做一些这样的实事。

2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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