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华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大概从那一刻起，固若金汤的中国政治体制便骤然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资本家”问鼎中国政坛的时代赫然开局！尽管在当时政治背景下，这只是执政党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声音在执政党内外尖锐地响起：中国政治是否正在或已经“资本”化？最近，媒体关于“民营企业家”“竞逐”党代表的报道，再次引发各界不同寻常的关注。人民网转载的《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称“民营企业家参政”“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政治意淫充满了没话找话的味道：这个群体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它们刚刚成型时就已经开始“参政”，根本就不存在“可阻”不“可阻”的问题。当然，早就“资本”化了的《南方周末》之所以如此亢奋，大概是把“参政”意淫成“主政”了吧？
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个“资本”群体，从政协、人大进而“竞逐”到“党代表”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核心，这种咄咄逼人、步步为营的政治冲刺，是否真的会从“参政”演变成“主政”？“不可阻挡的趋势”之语在这一点上倒是有“提醒”人们警觉的作用。
资本家追逐“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会像经营企业那样去“经营政治”——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假如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真有一天“主政”中国，那么，一直处在以民众传统信仰力为基本支撑的稳定结构下的中国必然会发生动荡，这同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点，不仅是由中国惯力强大的政治传统所决定了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资本”政治必然将逼使这一政治传统发生激变。
因为，在“资本”政治下，中国广大民众的最基本（更谈不上“根本”）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中国近30年的“资本”形成和发展史残酷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一定的“临界点”上，他们的惟一选择就是那种谁都不想面对的结果——“起来！起来！起来！……”
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已经在蔓延“民不畏死”的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一旦质变为一种政治诉求，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中国，“资本”主政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私营企业主最终问鼎政坛极顶，同时占据了地方党政的首脑地位；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没有“冲顶”，但在人大这种权力机构和政协这种参政议政机构中把持了控制各级政治峰顶的话语权。后者近年来在地方政权中已经出现了急剧膨胀的态势。因为中国政权呈“党政”二元结构状态，而且“党”居于“政”之上，因此，这一轮“竞逐”党代表的风头，基本上可以视为私营企业主冲刺中国政权核心地带的攻势。
2001年，中国正式撕开了“资本”政治的口子，允许私营企业主“批量”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但后来党的十六大并未再度刻意强调这一政策。去年晚些时候，《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例行性涉及这一政策，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即官方文件中的“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
“适当比例”是多大的比例？一定要明确，不能让地方党组织忽悠了党中央。而且这个比例不仅有一个数量平衡点，也有一个政治平衡点。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在七千万党员总量中属于“极少数”，但在私营企业主群体本身，党员却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是因为中国的私营企业生成的背景和路径非常畸形——特别是那些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主，大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这些裹胁着国有资产从国企“老总”变成私企老板的人，几乎都有党员这顶红帽子。从报道看，恰恰是这些“六根不净”的私营企业主成为党代表最强势的“竞逐”者。这些人都是“资本”明星，地方党委看重的正是他们的“经济实力”。但不容置疑的是，党代表恰恰是一个政治符号！
因此，一旦比例失控，意味着执政党的蜕变；一旦比例失控，意味着人民政权的易帜；一旦比例失控，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决定中国的政治航向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如果此会话语权旁落，满堂充斥着“资本”政治，那么，数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决不会沉默！（2007年5月17日星期四 匆匆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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