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网之鱼：
就在美国刚公布报告指中国人口贩卖问题非常严重之际，山西传出上千名童工在黑心砖窑厂被拐骗、禁锢和虐待的丑闻。
美国国务院12日刚发布《2007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报告指中国是“以性剥削和强制性劳役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报告指出，国内人口贩运仍是中国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每年在国内遭到贩运的人口估计在1万到2万人之间。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继续采取按刑法惩治贩运分子的行动，也在今年加强了预防人口贩运的工作，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制止贩运活动的最低标准。
在山西黑砖窑奴役工人的背后，有一条潜藏的利益链条：窑主雇用包工头，包工头再从人贩子处花钱购买低廉劳力；窑主“吃”黑工，一些地方官员和派出所警察则“吃”窑主。
《北京青年报》昨天发表评论说，山西黑砖窑里窑工的遭遇，不仅是千百个家庭的苦难，同样也是当地所有人民公仆的耻辱，“甚至是我们这个太平盛世的耻辱”，多处存在的奴工事件说明，“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贪婪的身影。”
文章谴责山西省地方官员对光天化日下的罪恶视而不见：“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面对着苦难的画面仍然无动于衷的人，那些看到了违法犯罪现象却不会愤然而起的人，那些对自己的懈怠和失职毫无歉疚的人，他们是否还有资格坐在地方官员的太师椅上？”
● 叶鹏飞（来源：联合早报；2007-06-18；有删节）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山西及河南的黑砖窑及童工新闻，让人仿佛回到了狄更斯的时代。
中国地大人多，各类荒诞不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大陆采访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概都不会轻易地对神州的新闻大惊小怪；但是黑砖窑及童工事件严重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极限，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对这么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动于衷。
如果处理不当，事件对于中国国家、政府及公民的国际形象之伤害，在2008年北京奥运即将举行的形势下，可能不逊于2003年中国官方对世界隐瞒沙斯隐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现有的有限言论空间下，中国媒体对于事件的反省不可谓不深刻，大多数的批评几乎都集中在检讨公权力无法无天的弊端，小心的还试图把北京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做切割，尖锐的则表达了对于整体结构性犯罪的愤慨。
有网上评论就质问：“是谁纵容了这样的罪恶？又是谁卖力地铺就了这条‘黑工之路’、保护了这条滴血的利益链？！”
与花费上百亿、整治16年无效的太湖蓝藻污染爆发后，当局推出五个基层干部做代罪羔羊一般，黑砖窑事件的后续发展，再度暴露了官员作奸犯科或渎职无能代价之轻的荒谬，进一步凸显制度性的缺失，将让任何完善政策与构建良政善治的企图陷入虚空。
虽然至今被解救的山西和河南黑砖窑奴隶工已经有568人，但是社会在这个良知救赎过程中仍然看到贪婪的罪孽。黑砖窑的未成年民工在被解救后，却遭到河南省永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监察队员倒卖给自己亲戚经营的窑场。
更骇人听闻的地方在于当局的“处分”。报道说，对于这个赤裸裸贩卖人口的公务员，代价不过是对其给予“开除留用”、降两级工资等“处罚”而已，丝毫没有刑事追究。
黑砖窑事件暴露的是中国现有权力结构本质的硬伤。据《齐鲁晚报》报道，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在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黑砖窑非法利用奴隶工的问题，“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悬而未答的明显问题是：为何能让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富林也说，公安部门一直采取措施打击整顿，但是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反弹”现象。然而山西省公安厅16日却通报说，全省两天内就检查了小砖窑、小煤矿等3702处，解救被拐骗农民工351人（其中14岁以下童工16人，14至18岁未成年人6人），刑事拘留25人，行政拘留23人，其他治安处罚34人。平时不闻不问的死角也未免太多了。
黑砖窑事件不直接涉及言论或结社的自由，而是最基本的、公民平常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是任何形式的政府不言而喻的政治责任。
就如2003年当局快刀斩乱麻处理沙斯疫情一般，最糟糕的时代也可以是最美好的时代。各种迹象说明当局不断检讨推进良政善治之道，黑砖窑事件所暴露的制度性本质，已经到了不面对则难以为继的关头。
山西黑砖窑事件：官员的执法犯法
揭发山西黑砖窑内幕的记者付振中说，山西官员对黑砖窑不但表现冷漠，更有执法犯法的现象。
衡庭汉和妻子杨小兰被逮捕的消息成为昨天中国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新闻。衡庭汉去年在山西洪洞县承包黑砖窑后，共诱骗和威逼32名农民工当苦力，由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每天工作达15至16个小时，其中还有苦力被打手打死并埋在砖窑附近。
对于他所管理的苦力发生死亡事件，湖北《十堰晚报》报道，衡庭汉说：“我觉得事情比较小，只是打骂工人，不给工人工资。死人与我无关，是赵延兵打死的。”
《中国青年报》昨天报道，第一个揭发黑砖窑内幕、三次在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对于山西执法部门的冷漠甚至执法犯法感到气愤。
付振中说：“我们的采访，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
报道称，5月23日，付振中和在新闻中认出自己儿子张道虎的张迈团夫妇奔赴山西运城解救张道虎。到了定乎营窑场，张迈团夫妇哭天抢地，将一旁正干体力活的张道虎搂入怀中，泣不成声。
这时，一个河北籍半傻少年跑到付振中身旁，哭着说，“我也想走，你们带我走吧。”付振中征询随同前来的当地警察的意见，结果对方回答，“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
付振中在山西永济市郭平店解救河南封丘17岁少年吴树陈时，窑主动粗阻拦，到场的警察劝架后，竟然也说孩子不能带走，应该留在窑场。
付振中说：“当地执法者这种做法，实质就是执法犯法！”
黑砖窑事件已经引起中国民情和舆论的义愤，众多媒体的评论除了强烈要求追究官员责任，对事件本质的反省也直指国家权力对社会良心的扭曲。
《新京报》昨天的社论标题就是《欲治“黑砖窑”务必先治官》。社论说：“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
《南方都市报》的社论进一步探讨“人性的集体沉沦”。社论认为，“社会”具有“国家”无法取代的功能，中国社会经历国家对个人生活全盘接管的阶段后，在重建民间价值的时刻却被市场经济席卷，而国家并未将权力让渡给社会。
“金钱的规则没有对立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去发财，以任何方式发财，包括贩卖劳力、虐待工人。”
政治评论者刘晓波在网上撰文质问，没有公权力的默许和配合，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没有政府的信息垄断，长时间而大规模的犯罪在互联网时代怎么可能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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