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因为父亲的职业，他是军人，虽然我们一家住在母亲单位分配的家属楼里，但是所谓地方上的人和部队上的人，还是能私下里分清除，这是职业造就的心理隔阂，同样轻而易举。
最后一条界限，看似模糊，却“位育”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看问题的角度。这是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这个体制是有继承性的，所以在交替之际，会有一部分体制内的人怀疑新体制的正统性，认为新的理念背弃了真正的信仰，于是这些人站在了新体制的对立面。我们都知道，既得利益者是最不喜欢变革的群体，因此，在每一个社会变化之前，无论这个变化的方向是如何的，都会有既得利益群体站出来，大声疾呼。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成份是多姿多彩的，但是绝对少不了高级政治家的子女。这其中，有墨索里尼的孙女，东条英机的孙女等等。我把它叫做家庭承继。
家庭承继本是教育子女的传统路径，但我这里所说的家庭承继特指父辈对子女的政治，国家视角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由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组成。这可以概括为显性经验，为了生存而工作，为了与他人协调而参与社会活动。这个显性经验是很难被完全继承的，因为社会的变迁日新月异，上一代人的生活经验难以指导下一代遭遇的新问题。但是，还有一些价值经验，可能绵亘数代而不曾改变，进而成为一个家族的精神支柱。我曾经认为在一个变迁的时代很难有完卵存在之机，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变迁的时代可能更加剧了某些团体的保守趋势，这份保守尤其体现在价值层面。而一旦调整完毕，这个团体失去了既得利益，价值层面的保守趋势会更为严重。
在体制的变迁中，高级政治家的家庭承继成了一个值得挖掘的领域。这些政治后代显赫的家声，可能使得追随者将这些个人理想化，想当然地树立为运动的旗帜，并将此作为运动合理性的论据。这就好似封建中国每一次更换门庭，都要和隔朝的血统牵扯上关系。又比如东瀛的东条之后，被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所喜。
家庭承继有强有弱，因为除去家庭承继，对于公民的培育还存在社会教育这一说。社会教育能有效地调整价值经验的方向甚至重塑之。
怎样造就公民的国家和政府观念？在中国，体制内外常常成为判断一个人价值经验的标准。为什么有人会在体制之外？这是社会教育的失职。同时，我们将社会分为政府，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三个部分，如果政府的角色不对其余两个部门造成强迫性压力，只是作为三部门之一发挥作用，那么我们是否就能抹去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
存在体制内外的分别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公民社会。体制，常常是培育新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土壤。那么，社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改变人的价值归属心理，另一方面，政府如何改变自己的角色，不主动生成体制内外的利益有别人群。
此等问题一旦找到解决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也业已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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