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未必不能“复制”香港反贪模式
郭松民
香港的廉洁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2006年，在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中，香港在1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位。深为腐败所困的内地，本应充分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多学习一些香港的成功经验，但不知何故，这方面却一直不尽如人意。近日更有一篇报道说，“香港廉政专员称内地很难复制香港反贪模式”（6月25日《广州日报》），似乎把这条路完全堵死了，但我阅读了全篇报道后，却对这个结论有些不以为然。
道理很简单，如果把“复制”理解为“机械照搬”，那当然是不可行的，但如果把“复制”理解为“借鉴经验”，则为什么不可以呢？细看香港廉政专员罗范椒芬女士的原话，其实是“很难完全复制”。我理解她指的正是“机械照搬”而非“借鉴经验”。
罗女士谈了几条香港的反腐经验，我认为都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她说香港对腐败是“零容忍”，“哪怕贪再少的钱，都是错的”，而“内地往往会规定一条标准线，比如多少钱以下就不做处理”。
其实内地也曾有过“零容忍”。年长一点的人都会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句话耳熟能详，这里就没有什么“标准线”，而那时干部的廉洁，也不在今日香港公务员之下（有趣的是，当时香港公众正深为腐败所烦恼）。只是到了后来，“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也冒了出来，再加上后来“双轨制”、“改制”以及“不给钱给政策”等措施的鼓励，腐败才逐渐变成了不划定一条“标准线”。
“零容忍”既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目前在香港的实践又很成功，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不“复制”过来——如果我们是真心反腐败而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的话。
无疑，香港反腐的最成功经验还是来自罗女士领导的机构——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是香港市民的骄傲，它的最大特点，如罗女士所言，是“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的高效率，不仅成功遏止了腐败，而且还唤起了市民积极参与反腐的热情，2006年，80%的香港市民表示愿意举报贪污，举报中的73%是署名举报。
实际上，内地也有和廉政公署相类似的做法。比如我们有中央向地方派工作组处理大案要案的传统，而且往往能够取得“定点清除”式的效果。工作组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临时廉政公署”，因为它也具有独立于政府，只向中央负责这样两大特征，遗憾的是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不能长期不间断地发挥作用。
“复制”廉政公署，建立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的反贪机构，应该是控制腐败的有效办法。在反贪机构里，职务的晋升和奖励要完全依赖反贪的政绩。当然，独立反贪机构也会面临可能腐败的问题，但因为这个机构队伍精干，控制腐败相对容易，公众和舆论对其监督也相对容易，而香港的经验证明，独立的反腐机构能够成为清除腐败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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