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高考为何自取其辱？
苏杜
2007-7-1
谙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长，却是组织学生高考作弊的幕后；职司明确的招生委办，却成了无坚可摧的作弊通衢；数历培训通晓规程的监考，却变了司守“消息树”、遥报“鬼子进山了”的“海娃”；负有指导监督下级考点考务全程的巡视人员，本应耳聪目明，却一个个化了明聪俱失的酒囊饭袋。
替考从“双料档案”做起，“高考宽松环境”在交叉监考的县区之间以“感情铺垫”，教育局长、教育市长、教育书记、教育政协主席、教育人大主任众口一词地“对X年高考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山东作弊287、安徽替考585、云南宣威40%考生有染其间；枪手明码标价应聘，作弊文具市场火爆得足令市场爆出火灾，隐形笔、钱包式耳机、小抄用双层橡皮等创新产品让人眼花瞭乱；反作弊手段迅猛升级得赛过反恐，手机屏障、电眼监视、警察临场金属器扫描、教育部全国布网，面对学子如临大敌，而“形势依然严峻”。教育部官员坦承：“今天的高考考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作弊与反作弊的高科技之间的较量”（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然而，也同是教育部官员在向国民和世民宣布：“这几年，高考违规率为万分之三点五左右，一直处于历史最低状态。” （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 记者 原春琳）
这一切，这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一“作弊，高考在自取其辱”以蔽之，不会是“动摇改革、否定成绩”吧？
素有“公平、正义、公正”形象的高考，何以取作弊以自辱？何以不要脸面得到了这般地步？这大概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题目。我既称不上仁，更谈不上智，但我仍然可以谈出自己的看法。在愚下看来，那“公平、正义、公正”，早已成了“高考之神”后面的三道金粉涂成的死光，白日里，还能反射出些许光亮，暗日里，就与神道一并，完全是混沌一片了。崇高、伟大，这自然都是好词，但崇高到高不可及，伟大到大而无边，终而至于成神，便要走向反面了。开科取士，即使不能算作自隋以来的传统，可以冠以“现代文官制度”的时称，也决不是万无一失的绝招。这样说，决不是中了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毒，而是受了清人龚自珍主义的影响，他不是说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怎么到了“共和”96年之后的现在，就成了改也改不得，动也动不得的“考神”了呢？
无论什么事，也无论什么人，其实事也就是人，只要崇高伟大到完美无缺，改也改不得、动也动不得的神，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孔子活着的时候，官曾至警视总监，弟子多到三千，但也只是官至总监、弟子三千而已，日子与般官常人差不多，美其曰杏坛，其实是连间当今危房般的校舍也没有，只好在树相聚，更没有什么帝或王来给他修大成殿或者画标准像。他死了以后，成了神，大成殿巍峨盖世，标准像美德天下，都有了，然而接着也就成了人们升官、发财、长寿、多福的敲门砖，到处乱敲，也到处乱扔，文庙遍地，但也大都与文无关。一人改变命运，社会选拔人才，本来就不是只有开科取士的独桥肠道，改革开放旗下，太平盛世时分，却只通高考一路，且粉饰装点无微不至，歌功颂德予取予求，高考化神，渐入云端，喜官的人用它来搭官梯，好财的人用它来作钱树，枪手前来弄枪，学子初试玩术，也就在所难免了。
神而有灵，世无所传。高考化神，自取其辱，也自取败亡。败亡的岂止于高考，高考赖之以存的，赖高考以存的，也必将随之而寂灭。劝天公重抖擞的那位清人龚自珍，还说过，最可怕的是“戮士民之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将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无渣滓心在不可动摇、不可否定的高考化神等神化运动中戮尽，用这位清人的话来说，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自珍生乾隆57年（1792），殁道光21年（1841），死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死后过甲子又10年，清朝灭，民国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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