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误读”了中纪委的“大限”令？
朱卫华
近来，网上对中纪委设定的所谓反腐“大限”的“无所作为”表示质疑，于是有人对大家说，这是“我们”“误读”了这一“大限”。其实，这种止于表象的“误读”之言，才是对中纪委反腐“大限”真正的误读。中纪委的“大限”举措，远不止是威吓群贪在“大限”之前集体走进反贪机构的大门，至于有多少贪官在“大限”之前坦白自首，这不是最重要的，中纪委也不会简单到奢望用这种传统的“老套路”去撞击今日之腐败“花岗岩”的地步。
综合有关信息分析，其更为深层的设计应是“激将”——激发民众发腐败的积极性，因为当今的民众对反腐败几乎已经进入疲劳轮回，而这才是攸关反腐成败的致命扣结。试想，“大限”已至，群贪缩头，民众不会沉默。当然，有人认为“大限”失效，或诘责、或批评、或存疑，总之免不了对中纪委发几句牢骚，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这种表象背后却是民众对腐败矢志不渝的仇雠，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中纪委所期待的、需要的，恰恰正是民众这种“同仇敌忾”的人气，期待的、需要的正是这种所谓的“误读”——这是战略，假如用战术思维去解读必然导致结论错位。
因为，中国反贪机构和民众同样清楚，反腐败斗争走到今天，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峰回路转，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柳暗花明，如果再无视“群众路线”，反腐败定将陷入绝境。
而“误读”之言则在无意间以“我们”的名义把民众置于中纪委的对立面，把民众置于反腐败的被动面，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想当然解构，恐怕只能让中纪委啼笑皆非。因此，应当在中纪委的精心布局和民众对腐败的同仇敌忾之间找准结合点，而不是用“误读”之言将民众的同仇敌忾人气非理性化，从而在不小心间制造或加剧了两者的抵触情绪。不久前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发出的关于下一步将特别倚重“群众、媒体监督”去深入反腐败的的信号，正寄寓着在反腐机构和民众之间磨合出一种强力黏结架构的良苦用心与迫切期冀。诚然，发动群众参与反腐斗争，在今天已有相当的难度，但毋庸置疑，这是一条惟一可行的道路。
民众不是愚氓，何来莫须有的“误读”？（2007年7月7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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