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七月，一再的娱乐高潮令人感慨
郭之纯
这是个洪水肆虐的悲情七月，又是个娱乐高潮迭起的欢娱七月。７月２０日和２１日，在离洪灾区都不甚远的长沙和上海，《快乐男声》和《加油！好男儿》两台选秀节目相继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决赛。近来南中国不曾间断的暴雨呼啸，并未影响这两台节目完成自己的高潮。
于是，灾区人的涕泣、抢险者的疲惫，和“快男”“好男”及其粉丝们的狂喜，就这么奇妙地共同出现在各色媒体上。当然这样说，并没有质疑这些娱乐节目的存在合理性之意。娱乐也许未必多么有理，但娱乐肯定无罪，谁也无权决定他人的悲欢。“灾民或余悲，他人正欢歌”，对这样的景象即便感觉扎眼，也必须承受。
但反过来，面对这般强烈的意象对比，却令人不得不对国人的娱乐精神进行剖析，并对时下某些娱乐节目的道德性和现实性进行反思。
“中国人缺少纯粹的娱乐”，这是一些论者多年来不断强调的观点。的确，从百多年来中国陷于内忧外患不断的混乱状态开始，娱乐就开始被异化了：被阉割或被面目皆非地改造，被曲解或被不甚恰当地提升，致使娱乐要么走入了只知“宏大叙事”的误区，要么就被赋予某种“原罪”而遭遇无尽轻蔑，严重脱离了娱乐本身。应该说，的确造就了国人长期的娱乐焦渴，并使国人对娱乐精神本质的理解降低，甚至产生根本的扭曲。
也许，这是缺乏娱乐传统和对娱乐精神理解能力的国人必然要走的弯路，对此不宜苛责。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状况已经使得时下的娱乐节目，有许多都失去了必要的现实责任担当和必要的道德蕴涵。比如，笔者专门下载了“快男”“好男”的比赛视频看了半天，在那些热闹的现场，好像没有什么人对正在发生的洪灾表示过关切和悲悯，许多人都只顾了娱乐本身，只顾了对选手的品评，只顾了对票数的计较……这样的娱乐，是不是也太庸俗了些？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是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严峻提醒。对比波兹曼的上述描述，似乎不难在我们的现实中找到相近迹象：我们太多人热衷于明星们的鸡毛蒜皮，我们对有些严肃话题的讨论正在变得幼稚，我们有太多百姓，面对乱糟糟的公共空间感到困惑……
波兹曼的预言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应验呢？或许还无法预见。但在目前，对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保持一定的警觉，努力使自己不“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这或许是必要而且急迫的。从另一方面说，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人脱离了动物的唯本能性，有了思想、有了责任感、有了把持自我的能力。就此，对娱乐本能进行反思，抗拒无度的娱乐和被娱乐，或许是免于我们自身过快“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必需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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