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客帝国》里的技术暴君谈谈精英专制
端萍
四月一日，我收到一个朋友孩子的手机信息，说她和她爸妈来我家玩，到我们院门口，可忘了我住几楼几号了，要我下去接她们。我到了院门口，没见到人，却又收到这孩子的手机信息，说她们又记起我的住址，现在已经到了我家了。我兴冲冲赶回去，家门口根本没人。我还担心她们走错门，又到院子找了一圈儿，还是没见人。这才给她打电话过去，可那边手机又关了。我回家给朋友挂手机问她怎么回事，她一听就生气说：“今天是愚人节，婷婷没大没小跟你开玩笑呢。”说回去说她。
我说算了吧，我下来走走也好，怪我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我下楼是个错误的行为，可以认为是被人利用虚假信息控制的结果。我们所以有时候会受骗上当，就因为无法掌握正确的信息，才导致被人误导或说控制。由于人的差异和分工的存在，个人始终是无法掌握全部有效信息的，因此必然要将相当一部分决定权交托给被认为可以交托的代理者。对私人的交托，需要对方有可资信托的交情，对公权的掌握者的交托，也需要公权掌握者具备无可争议的公信力。信用都是可以透支的，私人可以将其用于恶作剧，政府可以用以换取长效的投入，让不能掌握正确信息因而无法从充分理解来自觉参与的公众为某个公共目标承担长时间的付出。
精英专制的统治所以专制，就是因为它蔑视多数人的意志在权力合法性当中的根本作用，而只相信强权，因此他们总是靠不断制造、强化并充分利用精英所掌握的资源垄断来诈取公共权力，通过透支政府公信力实现资源权力化，以免除为换取多数人共识付出必要的宣传动员成本。掌握知识资源和掌握财富、武力资源的精英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可以以纯学理上的学术优势或真理性简单混同于可为实践条件相容即实际上是成为多数人共识得以权力化的公共理性优势，一方面要挟政治权力，一方面排斥和欺骗多数人，把知识和信息变成直接的专制暴力。因此，必然具有使自己进一步秘密法化的倾向，热中树立高不可及的权威形象，以打碎多数人置疑的信心。知识精英就这样从知识权力的角度促成了有效避免“民有争心”的局面，按邓的说法就是实现了“不争论”。
当知识精英推行一种显然无法在其实现以后，给非专业多数人可感知的实际利益以补偿对公权的公信力的透支时，其中所有可资利用的学术，尽管在学理上可能具备不可辩驳的理论逻辑依据，仍然只能以一种用以排除其他人置疑权的话语暴力方式进入操作。其构成的权力的实现过程，说白一点，就是张唯迎们公开宣称的“打左灯往右转”的欺骗过程。由于诈取公信力透支权，是实现精英专制的前提，如何使精英掌握的垄断性知识资源具有高不可及的权威形象，以利于其秘密法化，利用学术迷信来增加这种垄断资源的威力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精英专制时代的专家总是被权威化甚至明星化即偶像化的政治原因。同时，他们也格外看重对高层掌权者的游说和收买。正如骗子迷信骗术的威力一样，相信通过强化控制信息实现对人的控制。综观传媒等对社会的操控配合之日益严密和大众的日益“原子化”就不难看出精英时代的专制奥秘所在。
但是，借助现代迷信和高明的信息误导技术实现对多数人的意志排除、打碎其质疑信心，这个美梦的延伸，到“黑客帝国”就被撞得头破血流了。因为控制的最极端最完美的形式，就是通过技术实现对人意识的直接控制，就是《黑客帝国》那类科幻电影展示的技术暴君统治的梦魇。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以透支公信力换取多数人付出的代价，无论是什么，就可以不再以非专业多数人可感知的实际利益来予以补偿了，统统都换成电信号就信号就行了，精英统治的模式推演就会得到具备充分说服力的完美结局。按照电影中人物无可辩驳的科学说法：人的大脑接收的一切信息，无非是电信号。
——这确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但也仅仅是个梦魇，它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不是出于人道信念对人类不幸未来的刻意退避，而是这种极端控制幻想自己透露了自身的虚妄性，因为在它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黑客帝国》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控制的动机和手段如何统一到实际当中来？对实际的多数人是无法实现控制的，这不是说在技术上作不到，而是控制对象对于一个控制系统首先必然具备相应的效用，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剥夺其本身的功能来实现对它的彻底控制。因为那样一来，被控制对象对于控制者就已经贬值或失效了。既然被控制对象已经没用了，何必还要花那么大成本来控制它？把它消灭不就完了？
由于试图通过控制来实现操纵对多数人不公正的分配制度的精英阶层绝没有可能让种庄稼打烧饼的人成为植物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始终让人家感觉不到饥饿、屈辱、痛苦和绝望，同时，作为控制者的精英再怎么“理性人”化或者“数字化”，也无法以牺牲社会供给效率和自己对进一步利益的贪欲，去容忍甚至故意让被控制的多数人退化成为牛马，更不能忍受知识资源的极端两极分化导致的决策实现水平的持续低下。因此，尽管要骗子不研究骗术，就象要学者不研究学术一样难，但由于极端控制的目的和手段存在的根本对立，终使技术暴君迷梦成了不折不扣的春梦。
在公然叫嚣多数人贫困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的中国知识精英那里，并没有这样一本帐，他们以为多数人的反抗是可以最终被误导信息消弭的。他们对自己的迷信，大过了所有只能从可感知的实际利益来判断政策好坏的老百姓。难道技术暴君都作不到的事情，靠今天的知识精英可能作到吗？部分精英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才暗地在境外自找退路，其骗子嘴脸因此也更加暴露无遗。这部分精英对自己在改革中作用的自诩并无足够自信，他们知道只靠对政府公信力恶意透支来骗得多数人为他们支付不予回报的成本，一再把社会一般事务性责任转嫁成政府的政治责任，而又无法作到用电信号平复多数人被欺骗伤害的怨恨，所以最后的招法就是把执政者架空，以备当严重政治后果出现的时候，有一个空壳可用来抛给愤怒的风暴以保全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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