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茅于轼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专栏文章。此文一出，又引来网上骂声一篇，使得“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的茅先生也屈尊“想和网民们交流”，并且又在南都的专栏发表了《分析网上骂人》的雄文（8月9日）。
茅先生把跟贴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讨论。一类是骂人话，例如“你好去死了！”、“让阎王老子折磨你！”、“你是你妈生的吗？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去吃大便！”、“一条老狗！”之类，一般就一两句话。茅先生分析说，这些话很短，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首先，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惭愧得很，我也常常使用网络三字经。我觉得骂两句解解气就算了，一般不愿意长篇大论，又没人给稿费，费那个劲干嘛？但我今天非得长篇大论不可，哪怕先把工作放一放呢，否则茅先生就会说我素质低。。。。。。不，茅先生不会骂人素质低，他的意思是，正因为遍地是愚味的网络暴民，所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当然他还加了一句：“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当然是好事，可是精英们连骂几句都不允许，更不用说有效的监督了，那么如何保证精英们不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我读的书少，搞不懂。
我搞不懂茅先生替穷人做了哪些事？大概是在大街上给讨饭的施舍一毛两毛吧，这样的事情，赶上我心情好也愿意日行一善的。
当然我没资格批评茅先生，因为我也没有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学，我也没有碰到城管欺侮穷人时帮他们维权——这种时候我通常跑得比别人快，因为我既无权又无钱，只是一个靠笔杆吃饭的，我只能在网上为穷人说几句话。
对我来说，为穷人说话就是为他们做事了。只有茅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才能够雄辩地达到矛盾的统一，既可以为富人说话，又可以为穷人做事。
当然我今天不想讨论网络语言学，也不想研究茅先生的辩证法。我感兴趣的是茅先生另外一些话，比如，他说财富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而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理由是企业家完成了生产要素的组合。
此种论调，我已经听得不少。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某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就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并且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到底财富是谁创造的？谁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今天，成功人士的成功标志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他是否先富起来，是否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无论这财富是对社会贡献的结果还是从社会攫取的结果；具体到国有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就是指那些掌控着、或掌控过国有资产因而已成为、或正要成为亿万富翁的成功人士。
其实，国企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有我们两三代人用血汗攒下的那份家当，其次是国家政策上的倾斜--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银行资源的优先使用或无偿使用；以及，转制时期双轨制之类对国企特别有利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关照。上述几条，为国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这么说，只要国企的高层不是太无能，不是太腐败——比如，能将双轨制给国企的优势和特权用在企业的发展上，而不是贪得无厌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捞取好处；或者退一步，即使他们很难做到不损公肥私、不为个人谋取个人私利，但只要不是心太黑、心太狠，以致不惜出卖企业的根本利益而将企业搞跨--那么，国企是不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因为国营企业有优于民营企业的先天条件：家底雄厚、劳动力素质高而成本低，以及银行的无条件支持、国家的信用保证，由国家支持的市场垄断或市场份额占有……这样的企业当家人不好当吗？
郎咸平说得好：“我的家原来又脏又乱又差，找来几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但资金是我出的，政策是我给的，那么保姆能说这个家就成为他的了吗？收拾干净，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也如此，公司的业绩做好是你的责任，是你应该做到的！” 人们总认为一些老总创造国企奇迹，其实不然。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给了他们机会，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倾斜，都为他们营造了民营企业所不可能面对的优质环境。
前些年，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即使上级派来了几乎是外行的厂长经理（国企领导人按行政级别任命和调用，所以行政级别相同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人互调是常有的事），企业照样顺利运转；反过来，查查那些亏损或倒闭企业，它的老总肯定不仅是能力太差，还大多有经济上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绝非是占社会资源最多，挣钱最多的的国企官员；而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不是仅仅是总经理、厂长的功劳。
国企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是，国企有一支技术和纪律都特别过硬的劳动大军：国企的工人、技术员、职员，他们不仅为国企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是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买单的人--从改革开放前直到今天，他们的劳动报酬几乎只能维持生存。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这几代产业工人（当然也包括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营销人员）的真实写照。
今天，在谈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时，我们的知识精英为什么恰恰会无视这个群体的存在？为什么总是变着法儿拉大收入差距？为什么动不动就说“牺牲一代工人以换取经济发展”？
茅先生好像也知道他的高论平息不了穷人的不满，所以再次祭出其辩证法，说富人不容易，要对付官员，又要对付黑社会。想想也是啊，富人不容易，变着法儿来逃税；当官的更不容易，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得老婆背靠背。只是我搞不清楚：他们干嘛不当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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