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林：茅于轼先生，你是在把富人逼上绝路
（根据8月18日贫富分化背景下“保护富人”言论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
茅老比我父亲都大十多岁，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去尊重他，但今年以来，我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批评他，这个情况不但出乎我的一些朋友意料，也让我自己感到意外。我实在不愿站在一个这么老的老人的对立面，但茅老说的那些话和他的社会影响力，又让我无法保持沉默。
茅老所说的“只有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其实在逻辑上都是不通的，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富人成了穷人变富的前提，有这样的逻辑吗？茅老自己也说，中国三十年前没有富人，那么显然，中国现在的富人并不是靠富人变富的，怎么中国一有点富人，这些富人就成了穷人变富的前提了，所以我说这句话是一个明显的误导，是在夸大富人在现实社会的作用和功能。
刚才茅老列举了一两个富人权利受害的例子，来佐证自己为富人说话的必要性、合理性，但事实上，从整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对富人不是保护不够，而是太多。刚才仲老师（注：仲大军）也说了，82年宪法把工人的罢工权取消了，这个举动，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富人让步最大的一个保护，工人只能给你干活，却不能说不，你说这个保护力度大不大？这是制度层面的保护，还有社会规则层面的保护，当前我们相当多的社会规则，都自动过滤了一些穷人的参与，比如多数金融服务、社会事务参与机会，乃至话语机会等等，都对富人极其有利，甚至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也是有利于富人的。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对富人的保护，不但有制度层面的，还有社会规则乃至价值观层面的。这样的保护还不够彻底吗？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怎么去保护富人？
茅老为富人说话，不只是一个立场，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关于经济适用房、关于粮食、关于土地、关于东海油田纠纷处理方式、关于一些国家的商品消费态度，对了，还有刚才茅老说的最低工资、以及大学收费等等，这所有的意见，其实包含了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茅老刚才所说的——中国目前发展状况非常好，最好再这样持续二三十年。
而此前的改革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一个宏观的结论是：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不算灰色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系统已相当脆弱，已处于严重不稳定状态，但按照茅老的那些观点，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些都很好，不但很好，而且还需要按照这样的路子再走几十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分配继续往少数人那里倾斜，财富继续往少数人手里集中，持续几十年最可能的后果是什么？最可能的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这并不是我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大量的先例，不但中国历史上有，而且外国也有，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就没有穷人富人这样的区分了，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了。
最近几年，茅老在很多场合都在谈他的人权经济学，可是，因为自己的言论被网友骂了，就马上改了口，要搞精英政治？所以我不知道茅老在谈自己的观点时，究竟信仰什么理论，或者什么主义，明显是没有什么立场嘛。
我希望茅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骂你的网友，和你有仇吗？没有，他们绝大部分都不认识你，怎么都选择了骂你呢？我的理解是，他们正在承受改革带来的损失，从目前的局面看，改革的受损者已不只局限在工人，农民这个范畴，而且相当部分白领，都在承受改革带来的压力，房子，医疗，高昂的学费，这些都是需要每个人去具体承受的。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线工作，既接触富人，也接触穷人，所以我觉得我能对一些社会变化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我希望主流经济学家正视一个现实，就是这次谁抛弃了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在推动人们的意愿，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的自动选择。也就是说，这次是人民抛弃了他们而不是哪个政治集团抛弃了他们。这一选择的理由很容易理解，就是你的主张让大家承担了巨额的成本，让绝大部分人感到自己受了损失。
一个专家，在向公众社会提出自己的观点时，需要两个支撑要素，一是事实，一是数据，不对自己不解的领域发言，不对自己还没研究明白的东西下结论，这是一个公众人物的基本行为操守，我有几个老师在这方面作得很好，如果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或者问的是他们没吃透的问题，他们绝对不会发言，而会建议我去找谁谁谁。但我注意到，茅老在谈自己观点时，往往却信口道来，这种态度其实很轻率。这次研讨会，很多与会者都从不同角度给茅老提了意见，我真诚希望茅老能吸取大家的意见，以后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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