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弱势群体的心态
唐昊
日前多位慈善人士在北京一个慈善活动上谈了亲身经历的索捐：有求助者没拿到钱就躺在慈善人士经营的饭店门前要钱；也有人在慈善人士家属的病床前吵闹，逼人捐款。青岛市的王明殿多年来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其事迹被报道后遭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12人，不给钱就叫骂威胁，还打恐吓电话。
看到这则新闻，不仅想起前几天炒得沸沸扬扬的农民工讨薪成功后拖欠律师费、受捐助学子不感恩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善心行为遭到其所帮助对象的打击，固然令人失望，但这也正说明，我们时代的“善心”其实还是稀缺资源，甚至已经稀缺到如此地步，要出到“抢”“索”“赖”等非常方式去获得。
而在这些被描述为不感恩、“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人们身上，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不约而同的行为是一个信号——当弱势群体不再唯唯诺诺承受命运的不公，而是理直气壮地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社会心态、行为方式也将从量变发展到剧烈而无法预知的质变。而反观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的“强势群体”，除了肤浅的口头关切和少量物质帮助外，并没有人真正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所谓弱势群体，本身就是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长期的困苦境遇和不公的社会环境不但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发展能力，还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心态。心理学认为，绝望易导致心态失衡、易怒、偏执，甚至不可理喻。弱势群体的绝望在于，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摆脱劣势地位。这种绝望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他们参与社会，甚至影响其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而也正是由于包括强势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长时期、大面积地剥夺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亏欠他们很多，导致当他们面对强势群体的帮助时，并不足以能产生正面的情感。
与此同时，我们时代关于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的传说，让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享有这一切。贫穷不会产生问题，要改变命运才会产生问题。在法国，移民第二代的境遇比他们的父辈不知要好多少，但却成为社会抗争、街头暴动的主体，就很能说明问题。维权抗争还是好的，更有甚者从“社会不满”成长为“社会仇恨”，放下良知、巧取豪夺，直至反社会行为大量出现。记得在南都以往的报道中，两抢等刑事犯罪，甚至成为一些人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
从默默忍受被他人剥夺到直接动手抢夺他人，这是一个艰难的心理过程。当然，这种转变也并非必然，人生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弱势群体也并不就必然会有弱势心理。实际上大多数弱势群体仍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问题在于，群体心态的恶化，并不需要这个群体整体上的变化，一个群体的行为是由它的积极分子所塑造的，只要拥有这种心态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社会就难以承受了。但同样可悲的是，这样做并不能改变弱势群体自身的命运：如果整个社会以此为借口而拒绝甚至妖魔化弱势群体的话，反而会在恶性互动中使各方同归于尽。近些天来关于弱势群体“忘恩”事件的集中报道，事实上也说明“强势群体”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应该说，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是仅仅对中产以上阶层才有意义，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它们的意义甚至更大、更加性命攸关。从社会获得公平的发展机遇本就是他们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在前文说过，“索捐”事件恰恰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慈善是一种过于稀缺的资源，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仅仅要少数慈善家面对这么庞大的需求，只能把他们吓回去，有些人不就声称不再做善事了吗？所以，更大范围的社会慈善事业必须被提上日程。
即使不从价值层面，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事件仍然验证了那个在资本主义世界被一再强调的说法：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占多数的穷人的利益，它也就不能保障少数富人的安全，即使这个富人是个慈善家。而我们作为这个社会上享有了更多资源的群体，所切记的是不应简单地妖魔化弱势群体，为自己的冷漠开脱；而应更加善待他们，帮助他们，最终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方式消灭弱势群体。前述事件虽然意味着中国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也许正处在一个危险巨变的前夜，但我们仍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行为和这个国家的未来。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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