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好一个“划阶级成分土改学”！
《炎黄春秋》在2006年第8期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以批“左”为幌子公开叫板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无独有偶，9月13日，《南方周末》又刊出一篇题为《土改学：划阶级成分》的文章，以南北呼应。比起“炎黄”的文章来，“周末”的文章更加露骨。在17大召开之前，在堂堂共产党的党报上，居然堂而皇之地登出这样的文章，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
（一）“周末”攻击土改，着眼于清算共产党的“阶级路线”。
该文的基本伎俩，是专门搜寻、歪曲、夸大或无中生有土改过程中的枝节问题，以抹煞土改的革命性的本质，未脱地主老财 “还乡”时控诉“暴民”的惯技，倒无多大创新，于兹不赘。
该文着眼点，主要是批判共产党“划分阶级”搞“赤化”的罪行。
国民党“剿匪”时代加给共党的罪名是“煽动阶级斗争”，从《周末》的调子看， “阶级斗争扩大化”已经不够了，也该 “与时俱进”回复到“煽动”了。
（1）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个人的方法。”
“天有十日，人分十等”自古而然，是远古精英的教导，并非“化阶级成分”化出来的。“时日盍丧”式的诅咒，比当代包身工要早几千年；孔夫子的老师都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仇视，实在是古今“先富”者过度追求“效率”“最大化”，弄得穷人“欲做奴隶而不得”造成的，马克思和毛泽东哪里有这样大的本领，凭空“煽动”出阶级对立。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虽别有用心，就事论事，倒未说错。古今精英的使命，无不是教导奴隶们要俯首帖耳，做“良民大大的”，向奴才上巴结；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罪状，就是给奴隶们“启蒙”，让懂得自己一样是人，敢于“起来”“造反”。所以，杨白劳与王大春虽然同样能“分出敌我界限”，但杨白劳赍恨而殁，王大春则“自己解放自己”；都是“阶级”的存在，但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区别就在于有无阶级的“自觉”，结局迥然两样。 这一理念的区分，倒是来自黑格尔，还不是马克思呢。
同样“打工”，毛泽东“改变了人心”，李玉和们就“站起来了”； 通过时下精英 “洗脑”，再次“改变了人心”，他们就能变成黑窑奴工！——所以毛泽东非得彻底颠覆不可！
一切权势者以及他们豢养的帮忙帮闲，所仇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根子，都在这里。
《毛泽东选集》首卷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我，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今，是否已到该向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开火清算的时候了，《南方周末》是公开媒体射出的第一枪。
其实，那来什么“扩大化”，对立和斗争什么时候“熄灭”过！所不同者，不过是主客易了位：过去是劳动 “杀过来”，变成了强势，现在则生产要素“杀过去”，恢复了强势；一个旗帜鲜明，一个蒙蔽暧昧。如此而已！
（2）
“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这不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蓄意歪曲，是典型的精英霸权话语方式。
“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 ，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教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才能够有效地改造战犯，包括把末代皇帝改造成心悦诚服的公民；而与丛林社会“接轨”之后，贪污腐败愈演愈烈，黄赌毒沧海横流，“二进宫”“三进宫”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而精英们之刻骨仇视毛泽东，不正是因为他在“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之后，不允许自己一起“打江山”的战友们“唤起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他不忘劳动大众，不怕孤立，不动摇地坚持“继续革命”吗？不是因此而被精英们诬为“民粹主义”吗？
一会是封建帝王思想，一会是民粹主义乌托邦，霸权在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罪名。
（二）这一“南方周末”现象自身，更值得关注。
一，《炎黄春秋》叫板土改，基本论点是毛泽东改变了刘少奇的正确路线致使土改变成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这次是《南方周末》以土改“划分阶级”为罪名，完全否定土改。土地改革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才由无产阶级革命给“补课”。对于土改的否定，说明中国的资改派，他们的“告别革命”，并不以“民主革命”为底线。他们一旦“还乡”，黄世仁和刘文采的“受迫害”旧账，都在反攻倒算之列。并非危言耸听，不信请看东欧在完成“转型”之后，是如何给旧日的庄园主落实政策的。明乎此，你对“包身工”和“黑窑奴工”的卷土重来，不会感到奇怪了。——自今天看来，“走资派”“民主派”云云，倒真是错了。
二，从“走向共和”、“冰点”、“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到“民主社会主义”、到否定土改，右翼精英凭借他们控制的话语霸权，不断挑战“基本原则”，向 “传统意识形态” 频频叫板，得寸进尺， “与时俱进”。——这嚣张背后，有何可读之处？
嚣张自然是有恃无恐。所恃首先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势力，“体制”只能扶持纵容，稍加干预，海内海外霸权媒体一片大呼小叫。“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的流风余韵，也随着买办势力的复兴而复归了。所以，近年精英话语以买办史学为“主旋律”，根子就在这里。袁伟时近日发高论：“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可见沧海横流的殖民买办思潮的汹涌澎湃。
买办精英不过是帮忙帮闲，他们的嚣张，还因为“体制”内的靠山。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因“良宇同志”（上海滩精英对其的爱称）得势而出炉，又随陈氏的落马而早殇，就是明证。
十七大之前，如此咄咄逼进，不是和谐，是争论，是一种自信，是显示力量。
树欲静而风不止，意识形态的较量，害怕与回避不是事。你越怕，人家就越嚣张。
在左翼弱势和右翼买办霸权之间，左右开弓不是办法，客观上纵容了右翼买办势力。俄国人的前车之鉴，“居安思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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