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糊涂：“重塑鲁迅不是还原鲁迅”，要鲁迅何？
作者 苏 杜
2007-9-20
鄢烈山先生“有感于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9月17日在《江南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塑鲁迅》的文章。北京中学语文教材撤了鲁迅的《阿Q正传》，换上了金庸的《雪山飞狐》，鄢先生因此谈及鲁迅，提出“重塑鲁迅”，本属正常，但鄢先生在文中说：“即使鲁迅确实做过革命家、战士、斗士，重塑鲁迅也不是还原鲁迅，就像于丹今天重塑孔子并非还原真孔子一样”，却使我颇感奇怪：重塑鲁迅不是还原鲁迅，要他鲁迅何？
在文中，鄢先生先是举了广州图书馆“鲁迅与许广平”的户外雕塑，描绘了“鲁迅着长袍，坐在藤椅上，身子微微左倾，右手放在一本书上”，不同于“以往的横眉冷对”， “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的形象。接着，鄢先生“据鲁迅之子周海婴说”，笑谈了“文革”中鲁迅“横眉怒目的模样”，说：“真实的鲁迅是怎么样的并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规定了他必须是那个样子；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鲁迅温情的一面，就要让他尝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味道！” 再其次，鄢先生表达了鲁迅之为“战士”，“猛士”，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事，“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两党内部，乃至全社会的人，都喜欢用‘革命’、‘反革命’之类标签说事。” 鄢先生说：鲁迅“本来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因而可能有弱点可能犯错误的人”，“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后人研究和学习鲁迅。”
从鄢先生这些文字来看，无一不是主张“还原鲁迅”，还原他的“文化气质”，“还原”他的“温情一面”，“还原” “有血有肉有弱点有错误”的鲁迅，少见多怪的是，为何鄢先生一感于“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就一百八十度转弯，斩钉截铁般地主张“即使鲁迅确实做过革命家、战士、斗士，重塑鲁迅也不是还原鲁迅” 了呢？茅于轼先生说：“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 （《分析网上骂人》）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洞见，然而，“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由专家鄢先生这样一治理，不是治犹杂，理还乱吗？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幸，我对鄢先生的大文“学而”之后，却实在有点“时糊涂”。
幸喜，鄢先生自己对此作了回答，让我似的人们可以清醒过来。他说：“我们今天‘重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资源，将前人的思想精华部分发扬光大。”
原来，“文革政治形势”规定鲁迅必须“横眉冷对”，不顾“真实鲁迅”是不行的，今天“为了寻找精神资源” “重塑”但不“还原鲁迅”才是正道。“寻找文化气质”了，找来鲁迅“重塑” 一番；“发扬温情一面”了，再找来鲁迅“重塑”一番，如千百年来塑造孔子然。教育产业化，学校学店化，女人二奶化，二奶职业化，鲁迅呢，孔子化。“重塑但不还原”，比起“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中，那些要鲁迅“下课”或“续课” 的人们来，确实是和谐多了。再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或者法定一百年的“重塑而不还原”，“鲁迅”也就不必“着长袍，坐藤椅，微左倾，手抚书”，而是披百纳，坐莲花，居中正，手合十，目微闭，唇稍启，修成正果，位列菩萨了。孝子贤孙们竭诚拜谒“鲁迅”，不仅充满了“请客吃饭”的味道，“绣花作文”的雅趣，“温良恭俭让”的精神，而且事理通达，心气平和，随心欲，不逾矩，证菩提，入大乘，完人了。
不过，尽管鄢先生作了如此解答， “底层群众文化低”，“拳头胜过脑袋”，恐怕还是处在“学而时糊涂”中，这就需要进一步“学而”鄢先生文中的另一段文字，对中学语文要《纪念刘和珍君》下课的分析。鄢先生认为，新增了《雪山飞狐》是否为了媚俗，“且不去管它”；让《阿Q正传》下课理由充足与否，“也不论”，“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按照“重塑不还原”的原则，也就免提了。但是鲁迅文中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怎么办呢？鄢先生说：“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向来是最喜以精英的精英，来推测中国的学者专家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精英的学者专家，其精英竟会精英到这样的境界。我的“学而时糊涂”，在精英的感召下，也一刹那间，转与精英同妙，终于悟出，“重塑而不还原”也就是让他“暂不出现”或者“出现也不是他”的意思了。我想，这不会是我的“心情猜疑和敌意”吧？
附：
鄢烈山：重塑鲁迅2007年09月17日 11:20
今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雕塑合像在广州图书馆门里揭幕。这是全国第一尊以鲁迅与许广平为题材的户外塑像。鲁迅着长袍，坐在藤椅上，身子微微左倾，右手放在一本书上；许广平则站在鲁迅身后，着五四学生装，身体稍微前倾。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
据鲁迅之子周海婴说，“文革”中，许广平曾对塑像者说鲁迅并不是那么一副横眉怒目的模样，塑像者笑道，不这样人民群众不答应呀。确实，那时候，真实的鲁迅是怎么样的并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规定了他必须是那个样子；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鲁迅温情的一面，就要让他尝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味道！
说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这有作品为证。他对中国专制文化和“民族劣根性”批判之深刻是前无古人的，他的小说和杂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但说他是一个“革命家”这就很勉强。辛亥革命后有几年，他失望、迷惘，曾以抄古书残碑排遣苦闷；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仍然呆在广州，眼见许多接近共产党的革命青年被屠杀，也只有愤慨；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虽然与左联的地下党员有来往，但一直没有参加党组织。他就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作家和文化名人。至于文章中用“战士”、“猛士”之类词，那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两党内部，乃至全社会的人，都喜欢用“革命”、“反革命”之类标签说事。众所周知，鲁迅曾被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骂为“二重的反革命”呢。
在鲁迅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鲁迅并未被神化。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给了他“民族魂”等极高的评价，但还没有以他划线，与他有过龃龉的郭沫若被树为新文化的旗手，他厌恶的周扬等人到延安照样得到信任和重用。只是到了“文革”，鲁迅才成了“文化尊神”。其实，鲁迅一向敢于“解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有多么伟大。他曾坦承自己胸中有“鬼气”；他也曾向被他误会的“杨树达”道歉……他本来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因而可能有弱点可能犯错误的人。他对邵洵美和顾颉刚的批评，历史和事实证明有很强的意气用事成分。至于他作为亲友，对爱人对兄弟对孩子温情的一面，更在他的“怜子如何不丈夫”等诗文中有表达。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后人研究和学习鲁迅
现在我重提这个话题，是有感于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新增了《雪山飞狐》等金庸的武侠作品，是否为了在教材市场上有竞争力而媚俗且不去管它；让《阿Q正传》下课的理由是篇幅太长什么的充足与否也不论，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即使鲁迅确实做过革命家、战士、斗士，重塑鲁迅也不是还原鲁迅，就像于丹今天重塑孔子并非还原真孔子一样。孔子确有为复辟旧礼制出谋划策的做帝王师的一面；作为教育家提倡“有教无类”，作为道德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的另一面。我们今天“重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资源，将前人的思想精华部分发扬光大。对孔子如此，对鲁迅亦然。（文本来源：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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