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代尔：“世纪和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纠纷和宗教狂热促使许多人背井离乡，他们流亡国外，结成少数人集团。……他们背井离乡，而远离家乡使他们财运很亨。”
陈寅恪： “南朝商业和城市较发达，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多，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北方的“屯聚”是现今集体经济的历史基础，同样的，南方的“流动”是私营经济的背景，由此构成一种以地理为特征的经济结构……
浙商如费孝通所说：“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因为自然资源的限制，其特色是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的“艺商”，可以说是技术革命的源泉。 与之相对应的晋商和徽商则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得益于丝绸之路和京航大运河的原材料采购：“盐、典、茶、木为最著”，基本上是一种垄断的同质化经营而缺乏产品创新能力。前者有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全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生存，这跟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宗教较为发达类似。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靠政策吃饭”，如盐铁专卖、官商勾结，这些在计划经济的国营化浪潮中已经被收编而成为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贸易。另一方面，随着海上交通的开发，浙商的处境已不同于王士性所说的：“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得天时、地利、人和而大成……
《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浙江的手艺人、小商小贩流动到异乡，并非志在成为大商人，他们的动机往往十分简单，即如其祖先一样迫于生存压力而去谋取糊口之资。但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路径。当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发现了新的商机，不再弹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补鞋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是去从事能够带来更大利润的行当时，事实上的创新活动便已经悄然发生，新的惯例也开始形成了。在当代浙商中，并不是每一位都具有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的直接经历。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和知识分散化的环境，个体的异质性和知识分布的差异性，导致获利机会的发现和获取的不同，其中一些人获得成功。但是，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的创新性惯例，在赚钱效应的作用下，会急速地向其他人群扩散。由于自增强（正反馈）的作用，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的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当那些闯荡异乡的人财运亨通时，浙江的其他当事人会通过对他们的模仿，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增加自身竞争力，闯荡异乡的人的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从而进入扩散阶段，逐渐成为社会流行的状态。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专业市场的形成原因。正如一位浙江学者所说，源自邻里效应、一村一品的浙江特色产业区，天然就是众多参与者信息共享、互教互学、提高整体竞争技能的“学习型社区”和“创新型组织”，“浙江的特色产业区表面看是从小产品、简单产品起步，而其实质则是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一批批农民只能从这类产品生产开始，借助邻里效应，逐步扩散，形成星罗棋布的一村一品圈。”很明显，今天在义乌中国日用商品城以及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中的经商者，并非每一位都具有“鸡毛换糖”或“打金”经历，但是，“鸡毛换糖”者或“打金”者的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及其“赚钱效应”，无疑会对其他人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从而使“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了迅猛扩散的阶段。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起眼的“鸡毛换糖”会演变成波澜壮阔的“国际商贸城”，涓涓细流的“小五金”会演变成波涛汹涌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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