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鹦鹉
云淡水暖
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搞经济，当然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经济理论的形成一是实践，二是归纳，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检验、校正理论，这个过程需要一批人或者一大批人的摸索和探求，这恐怕就是所谓“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这个理论家首先的有两个限定，一个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只有具备这样特质的经济学家，才有资格称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言论平台上，一贯西风劲吹，一片照搬之声，西风，就是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马首是瞻，照搬，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有什么框框，就生往中国的经济改革上套，一谈到经济，“学家贤达”们的脑海里立马出现西方经济界“众神”的牌位，草民大致搜集了一下，被津津乐道的计有：弗里德曼(M. Friedman) 、凯恩斯(J. M. Keynes) 、哈耶克(F. A. V. Hayek) 、科斯(R. H. Coase) 、森(A. Sen) 、科尔内(J. Kornai)、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多恩布什(R. Dornbusch)、克鲁格曼(P. R. Krugman)、奥弗霍尔特(W. H. Overholt)、索罗斯(G. Soros) 、诺斯(D. C. North) 、戴维斯(L. E. Davis)、布劳格(M. Blaug) 、贝克尔(Gary.Becker) 、卡恩曼(Daniel Kahneman) 、巴泽尔(Yoram Barzel) 、威廉姆森(O. Williamson) 、德姆塞茨(H. Demsetz) 、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格雷夫(Avner Greif) 、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 、克莱因(L.R.Klein) 、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奥利弗•哈特(O.Hart) 、卢卡斯(Robert E.lucas) 、格罗斯曼(Grossman) 、D. 盖尔 约翰逊 、拉丰(Laffont.J.-J.) 、扬格(Allyn Young) 、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 、泰勒(John B.Taylor) 、鲁宾斯坦(Rubinstein)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B.) 、格林(Green.E.) 、范登伯格(Fudenberg.D.) 、莫尔(Moore.J.) 、纳什（John Nash） 、范里安(H. Varian) 、阿克洛夫(G. Akerlof) 、梯若尔(J.Tirole) 、麦斯金(Maskin.E.) 、格林(Green.J.) 、迈尔(Meyer.M.) 、P.Aghion 、阿罗(K.Arrow) ……，当然，写出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伟大经济学家马克思不在学家贤达们的视线之内。
草民以为，任何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需要也必然要借鉴人类共同的发现和积累成果，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中国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把产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如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过程，一个成功的实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照搬俄国革命的道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没有照搬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模式。道理很简单，土壤不同，植物生长的方式也必然不同。
同样，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照搬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已经所谓“崛起”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与中国的哪怕是类似，人口规模、人均资源、历史积淀、文化氛围、国家形态等等千差万别，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人民经过近代1840年西方崛起的强盗们用鸦片和杀戮带来的血与火的灾难中，选择了唯一能够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有价值观层面上的不一致。
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出发，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根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益的成分，产生自己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和经济学人才。当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鹦鹉能否成功呢，答案是现成的，有前车之鉴，原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后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用美国媒体的话说，就是以美国为“蓝本”复制出来的，数十年过去了，菲律宾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赤贫，政治上虽然“一人一票”，但政治资源被牢牢控制在几个家族手中，社会动荡，贪污腐败流行，亚洲银行2005年1月的报告则将菲律宾列为亚洲第二大腐败国。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每年有40%的国家预算由于官员贪污腐败而流失。
西方经济学鹦鹉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比如，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三大领域：教育、医疗、住房已经成为了所谓“新三座大山”，极少数人得利，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堪重负；比如，以所谓“产权明晰”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口号的市场模式，导致了中国社会分配机制的扭曲，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新华网10月30日报道“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位居全球第五”，说报告援引BCG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31 万户）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中国内地金融资产超过500 万美元的“富豪家庭”数量也从2001年的14000户增加至2006年的48000多户，“富豪家庭”控 制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重也从13.3%上升到21.1%。就是说，区区35万户家庭，控制了全国60%以上的财富，他们只占全国家庭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其核心一是坚守社会主义价值观（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心在中国，为中国最广大劳动阶层服务，而不是为极少数先富呐喊。而目前，似乎鹦鹉的声音是比较响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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