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列宁选集》第3卷，第114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国家的消亡在于阶级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的完结，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
首先，革命就是剥夺压迫者形成的不合理的制度和剥削权力；就是把人类的才智变为解放的条件，实现各尽所能。真实的权利是发展权，包括健康、学习、从事劳动创造、休息、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社会生活。问题的关键是资产阶级无法、也不可能保证公民这些权利，并不保证人民的平等、自由、博爱。资产阶级的先进性只是相对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当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并建立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国家系统时，就已经开始保守以至于反动了。这就是私有制自身的缺陷：为更多的利益他们呼吁自由；为保护自身利益他们建立阶级压迫制度。
革命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以革命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通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装力量扫除一切旧社会的垃圾，建立革命的政权，实现“各尽所能”：人的社会性与个性同步发展。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是天生健全、全能的队伍，要靠先锋队组织起人民，对国家进行改造，使之适合革命的要求：形成无私、无畏、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品质、能力。这个过程是人类精神视野放大的过程，是文化革命的过程。在西方要利用原有的工具“民主制度”进步，但决不是在这个旧制度内打一场糊涂仗，而是要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整体根本利益所在。“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因为“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149页—152页）核心问题是：代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是否具有马克思那样的历史政治视野及其政治知觉。
革命不是空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践已经表明：凡是人民掌握了政权并用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革命制度建设社会的时期，都有极大的社会进步；凡是政权改变颜色，政治成为政客和官僚资产阶级摄取特殊利益的阶段，社会事业都会出现倒退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革命，在一些智识分子眼中是剥夺了他们的欺诈自由和摄取特殊利益的机会；当然，他们是极力反对、极力丑化革命的；所以，毛泽东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资产阶级还利用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来攻击革命。实际的情况是：失败的革命源于革命队伍自身未能摆脱私有利益诱惑：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淹没或窒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繁荣与进步时，并不去看其本质和阴暗的一面，于是就拜倒在资产阶级的石榴裙下，生养出一群买办资产阶级来，嫡传子们很快就成为先富裕的一群势力。这也就在短视的学者那里表现为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终结。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同一的进程，建设以革命为前提，革命是建设的核心。私有制在生产生活资料匮乏的历史时期是促进人追求的推进器；当社会生产力可以保证社会全员正常的社会生活需要后，私有制就是扩大社会癌变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度的万能；而是（要看到）私有制催生的人类贪婪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和人类心灵强健，形成了生态癌变。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第197页）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才能使人摆脱为自身生命保障而劳动的历史，从而出现人类精神完善的自由创造，创造出保证人类共同健康、进步的社会经济基础。这靠人民内心的文化力量所发挥出的劳动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第198页）经济是基础，制度是保证；人民作为主体是进步的核心。因此，革命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参加革命的队伍越强大、越具有理想品质，社会就越进步、越有效，同时私有观念也就日益被视为垃圾，并与之决裂。「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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