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我第一次去乌有之乡听了左大培老师的讲座“和谐社会须力量均衡”。听后有些想法，想和左大培老师及乌有之乡的各位同仁探讨。
左大培老师首先就强调了自己是经济学家，而当天所讲的问题已经涉及了政治领域。我不知道左大培老师是用了“曲笔”，还是确实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观点。首先，现在中国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司法公正问题、政策导向问题，都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我想这正是左大培老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感到困惑的地方，以至于左老师说自己想不明白。
我和左大培老师一样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我朦胧的感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条出路。但是改革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因为政策是具有惯性的，特别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进一步把自己的财力变成政治影响力，去试图使政策更有利于他们，甚至最后直接掌握国家政权。这种惯性只能在前半段给予一定控制，很可惜我们的国家已经错过了这一阶段，现在国家没有了政治信仰，更没有可能甚至没有动机来抑制这种惯性。所以现在应当讨论的是“主义”而不是“问题”，我们再把思路纠缠在“问题”中，已经没有意义了。左大培老师的愿望好像是希望国家广开言路，多听听来自工农的声音，抑制“企业家”导向，这也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用，但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了。就好像前一阶段通过的物权法，左大培老师和巩献田等老师好像也反对过，但它终究会通过的。
左大培老师说不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经济萧条时贫富差距会缩小，而中国9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却使贫富差距大幅度的拉大。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中国的企业家们实际上是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阶段显然是有“原罪”的，日本在资产阶级产生初期，就把国家兴建的产业卖给甚至无偿送给资本家。这与中国现在是非常一致的。其实，很好理解，没有一场偷盗、掠夺、抢劫，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怎么可能实现呢？这种实现无非有两种方式，第一直接从人民个体手中掠夺，第二从国家手中把公有资产直接吞并过来，中国可能主要是第二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把“改革”定性为“创造资产阶级”，那么“追究原罪就是反改革”也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这是资本主义的道理。
左大培老师最后说道中国经济会出现一定的萧条，那时希望政府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只有这样才能度过危机。这一观点我不同意。我当然也愿意政府能站在老百姓一边，但这有点一厢情愿。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但这些矛盾被目前的经济繁荣所掩盖了，今天的中国充满了发财甚至一夜暴富的梦想，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人有空闲去关心政治。但是一旦中国经济出现衰退，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所希望的双赢和谐就会被打破，政府必须鲜明的站在某一边，而不能向现在扮演一个“中间派”的角色。但是中国的企业家新贵恐怕已经不能允许政府的“倒退”了，一旦政府出现了“左”的倾向，那就将是“资产阶级公开争取自己权力的时候了”。而失去群众基础的政府很难有力量对抗这种挑战，中国的政权很可能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当然如果政府直接站在了资本家一边，那么中国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无论如何，只要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的一场大动荡都在所难免。现在劝告政府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已经太晚了！
所以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现在就团结起来，从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历史特点出发，总结历史教训，重塑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一伟大思想的火种保留下来，等待新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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