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计算’是我们‘两极分化’的‘遮羞布’
汪华斌
这次发红包，某国有企业内部透露；企业领导人是8-10万，处级干部是5-8万；科级干部是3-5万，其它人员从1000元到3万元不等；在职人员统计下来，人平均分配不到3000元的红包；再把内退人员统计在内，竟然人平均只有2250元的红包；所以财务和上级领导也认为很合理。却不知合理的红包中，有1000多人的内退人员可是一分钱没有；他们只是领导们多拿的分母。明明是分配的两极分化，结果平均后竟然成为合理又合法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分子’与‘分母’的概念。
身为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总在‘分子’与‘分母’中变换身份；当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是领导的分母；如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涨工资和分房，结果竟然永远只有领导的份；而老百姓总是在分母中等待。而当贡献力量的时候，我们又成为领导的分子了；如我们的下岗运动，竟然下岗的全部是老百姓；而领导这一次竟然成为分母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分子与分母的概念。
中国人引进这个概念，主要是我们举国体制的结果；因为我们中国人多，所以物质财富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但统计却是平均，所以才引发了分子是享受物质财富的；而分母是参与总数统计的概念。如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涨工资不可能平均都涨；结果我们社会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涨工资。由于领导永远是关键的少数，所以基本百分之百涨；但我们的统计又与老百姓综合统计，才出现我们永远是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却领导能年年增加工资，这就是分子与分母的好处。
再如我们社会的福利费人平均的确很少，但集中起来就不少了；所以我们能年年修新房，但不可能平均分配；因为‘房少人多’，自然又是分子与分母的概念；结果每年安排百分之五的人。但老百姓太多了，不好安排；而领导又是关键的百分之五，结果领导年年住新房；而老百姓工作一辈子也没有房子，因为你永远是分母。
我们社会的分子与分母，延伸到方方面面；如我们评先进是此概念，评职称也是此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结果有的人永远是分母；而分子的人永远是分子。如武汉市某钢铁公司有位民主党派人士，为人正直而总不受领导重用；结果分母竟然成了他的专利。如百分之三十涨级，他竟然四年也没有涨一次；分房时被评无‘无房户’（企业内部调查的名词，规定百分之五十的解决住房），结果四次（八年中）都没有他的份。评高级职称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他却被单位连续申报八次都没有评上；因为那些年的年轻领导们都要上，他正赶上了连续分母的年代。正因为如此，他不服而上告；结果使得领导们都不高兴了，在下岗政策宣传之时；就破格推荐他下岗了。而且领导们还给政府信访领导答复，‘他不是说一直当分母吗，这是可是整个企业就他一人呀；这个分子该够了吧’。
进入市场经济后，我们并没有改变分子与分母的概念；如我们的工资总额不变，但分配方式变了；因为我们把下岗和内退人员的工资总额，全部分配到了百分之十的领导身上；结果我们才有领导拿百万，而老百姓才不到万元的局面；但我们统计却没有违反国家规定，这就是我们分子与分母的好处。
我们用总数去要求物质，然后在按百分比分配；所以我们在利益上当分子的人，自然成为快速致富的人；而且这分子与分母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如收入水平，以前我们同一单位同一资历的人差距不过2-3个级差；可现在相差万倍的相当普遍，这就是分子与分母造成的结果；使分子的人永远分子，而分母的人永远分母。
我们是全民所有制或举国机制，到处是由领导按比例分配；我们批判平均主义，所以领导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谁不把领导放在眼里，领导自然也就时常不把你放在他（她）眼里（分子）了；结果你的任何权利都不会有任何领导记得，领导不记得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了；即使应该得的，也会被剥夺。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真理，你不服不行；我们还没有到取消比例分配的概念，如我们现在的经济房；依然还在排队，这就是分子与分母的继续；而我们的送温暖工程，也是有分子与分母的概念的；就连我们社会吃低保，我们依然在延伸着这个概念；看来，分子与分母的概念，的确是与我们中国结缘了；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它的控制了。
此外，我们老百姓总说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可领导用数据说话，我们社会平均起来很低嘛；没有违反分配原则，所以我们社会也就没有两极分化了。
改革使我们的‘权力与责任’彻底脱钩了
文/汪华斌
今天有个学生找我谈‘权力与责任’的问题，说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大的特点是放权’；我说她的观点错了，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集权’方式并没有改变；看我们现在该垄断的‘权力’照常‘垄断’，而且‘垄断权力’的方式与日俱进；但我们的责任却是下放了，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到处是‘没有责任的权力’在泛滥成灾；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使‘权力与责任’彻底脱钩了。
首先从我们的农业改革说起，‘分田到户’实际是‘吃饭的责任’下放到农民自己承担了；而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依然集中在领导手上，所以农民并不能对土地进行经营；这相对于改革前，最大的特点就是领导没有了责任；因为改革前如果农民没有饭吃，领导必须要承担责任；所以才有‘饿死农民要追究领导责任’的说法。改革后，我们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了农民；实际是把吃饭的责任下放给了农民，而土地的经营权依然在领导手中没有变；所以开发土地的好处谁得，当然还是领导；由于没有责任，所以开发起来更加肆无忌惮。
是啊！我们见到现在的村官都那么吸引人，原因就在于‘无责任的权力’才是最大的诱惑。如果我们把地方经济的责任压在领导身上，估计有一大半人要主动辞职；因为现在的生活成本与日俱增，而土地的产出率却在下降；没有知识和能力，连个村官都当不好。但现在的村官，只有‘雁过拔毛’的权力；而没有承担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责任，所以大家才去抢着去当村官；因为土地经营权时你却代表国家，没有责任的权力谁不想要。
再看我们的工业，同样是‘责任下放’而‘权力上交’；看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就下岗老百姓；没有领导承担责任的。改革前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是满足就业，二是满足就业的人有饭吃；现在是效益不好就下岗，下岗不行就改制；而领导始终是在那里掌权。你看这没有责任的权力是多么的诱惑人呀，那么多的腐败分子就因为改制而落马；却没有一人是因为能力而落马，这就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
是啊！我们把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交给你，你就要承担责任呀；可我们却把责任交给老百姓承担，领导只享受权力；这当然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呀。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了，没有一个领导因能力而落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而我们的国有资产，却流失了一半；谁承担责任，腐败分子；如果你腐败，但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我们依然会让你‘官照做，权力照常享受’，这就是我们这个讲究法治社会的原则。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不需要职业经理人；任何人都能当官，因为没有责任的官谁不会当；所以我们社会才出现‘傻瓜企业家’的现象，因为它是我们社会的必然。
别以为我们的‘责任与权力’脱钩只是农业和工业，实际我们方方面面都是如此；看我们的教育，责任是什么；就是拿钱发证。所以教育成本上升，实际并没有增加教育责任；而是把教育责任转嫁给受教育者了。是啊！我们说‘读书是为了工作’，可我们社会却出现‘知识与工作’无关的状况；因为教育的权力就是收钱，有了钱就能够发证；看我们社会那些在职的MBA和EMBA，全部是用钱铸成的证书；而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制约，这样的教育能支撑社会的发展吗。
再看我们的政府机关，竟然把‘垄断权力’作为‘敛财’的手段；如劳动部门的资格培训，全部都是敛财；而改革前的劳动部门还有就业率的指标，现在就业率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老百姓自己承担责任，所以劳动部门只管资格培训；这是多么令人满意呀，权力造成直接经济效益；但培训后的就业责任却与我无关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任何权力部门都效仿了；看人事部门的职称管理，责任在哪里；权力却非常大，所以财源茂盛。再看我们的商检和质检部门，也把认证作为敛财的途径；结果培养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可我们的管理却在形式主义中远离科学管理。
我们社会现在的敛财手段日趋普及，就是因为我们的‘权力与责任’脱钩；如果‘权力’用‘责任’来制约，我们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不正之风’；我们的确看到改革的进步，但改革的缺陷却没有人说；因为这‘缺陷’能使人‘谋私’，所以大家才故意‘装聋作哑’；如果这‘缺陷’使‘权力者’的利益受到伤害，我们的改革‘缺陷’早就校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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