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这么一篇危言耸听的文字，题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作者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供职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此人标榜亚当·斯密的信徒，故而自然对当前的价格管制大加鞭挞，文章共分四点，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价格干预造成生产企业效益下滑，使得生产企业员工福利受损；第二，会造成企业缺斤短两；第三，缺斤短两使得消费者貌似收益实则受损并且提高排队成本；第四，使得老板们收入减少，而自己将来是有可能成为老板的或者有亲戚朋友正在做老板。
前面三条简直不值一驳。生产企业利润降低了受损的首当其冲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李华芳们鼓吹的自由市场下，劳动力的买卖也是“自由”的，即工人自由得选择由哪个资本家来剥削自己的这种自由。而中国的产业后备军极为庞大，在不受管制又没有工会制约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就会被压到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生产企业受损的一点点福利也不过是年底资本家发善心发的一两瓶食用油而已，而调价是关系到无数个家庭切身利益的大计。至于说企业缺斤短两的问题，这既是企业自己的商誉，也是最起码的市场经济秩序。难道说药价下调制药厂就理所当然得要生产假药坑人，病人吃药死掉就是活该倒霉，命苦也得怨政府？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之后，经济学科班出身的李华芳还煞有介事得玩弄书斋里的“排队成本”，却不知道现在的小老百姓们为了色拉油的一点点折扣宁可都闹出了踩死人的惨剧，可见，和经济学家们理论上的“排队成本”比起来，实实在在的一点点折扣对小民们居家过日子有多么的重要！
而看到第四点，我终于知道李华芳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如丧考妣的标题了。任何一名浙江大学的学生在刚踏入校门的时候，都会被老师和学长提到竺可桢老校长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李华芳在浙大求学的时候，想必也是这么问过的，从他的文章第四点来看，大概他之所以到浙大求学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自己做了老板”（引号内所引系原文）如何如何。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性极强的学科，站在谁的立场就要为谁说话，
李华芳批评“短视的消费者”“可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自己做了老板要承受的损失，也可能不会想到有自己的做企业的亲朋好友因为政府的价格干预而正在蒙受损失。”看到没有，他就是以这种我们草民“将来有一天自己做了老板”的微弱的可能性为依据来大张旗鼓得做着替富人说话的婊子，还要立一块为穷人办事的牌坊。
平心而论，价格管制绝不是什么长久之计。雪灾会过去，但通货膨胀却很难。“主流经济学家”们分析了许许多多原因，却唯独不提最要紧的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打工经济”，或者不客气一点，即“殖民地经济”。中国年年顺差，换来的美元不能在国内流通，要兑换成人民币。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只留下账面上巨额的却每天都在飞速贬值的美元和留在中国的环境污染、资源耗费、劳资矛盾等种种不和谐因素，得到的只有人民币。主流精英们妄想用这种发展模式对付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异于相信不断印发纸币就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而他们现在正在这么做。
现在据说已经有生产企业掀起了对价格管制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以亏损为由削减产量。生产企业很难过是正常的反应，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层层推动，把损失放在消费者身上是一种不合理，而仅放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企业身上也未见得公平。但是，通货膨胀本身就说明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没效率了；劳动力价格被压低到仅仅几块钱的折扣就能踩死数名劳动者说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没公平了。既没公平，又没效率，还妄图为了一己私利死抱着这只咸猪手不放，那岂止是一夜回到改革前，简直就是回到解放前，回到六十年前的“金元券”时代。
短时间的价格管制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转变这种“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模式，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靠市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为资本家掠夺工人，生产企业掠夺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因为中国虽然有１４亿人，却是在改革后被打散的１４亿人，所能与掠夺者们抗衡的唯有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而且这个政府不是什么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如果听信“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的大忽悠，遂了他们所愿，那就只能是中央政府被资本家们主导并由主流精英们操控的“自由市场”架空，而人民失去了长期以来以“慈父”形象出现的“中央”的庇护，或重蹈南京恶性通胀覆辙，或重行南昌故事，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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