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网络和社会上都流传着一些被定位为“谣言”的话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次地震在发生之前已经被预测出来，只是当地政府开展“辟谣”运动，导致信息没有能够及时传播到民众当中，因此疏远防范，导致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其他谣言诸如将本次地震与奥运会进行的奇妙联想、某些地区再次发生大地震的相关信息、瘟疫已经蔓延开来等也不翼而飞，面对这些鱼龙混杂的流传信息，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做的呢？重要的一点是就行“辟谣”，否认和封杀一些类似的信息。但这样的对策似乎并没有效果，很多谣言仍旧传播，民众也对“谣言”和“反谣言言论”保持冷漠，这样的现实其实反应了一个大问题——言论的自由性和真实性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应对谣言”策略。
说到这里，谣言的内容已经无足轻重，关键的是如何面对谣言和处理相关结果。中国有句老话：无风不起浪，这就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地就把一些信息定义为“谣言”，即使它果真是虚假的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攻自破；而反过来，如果我们过早的以“辟谣”为名封杀一些言论就很容易被指为“限制言论自由”，而万一谣言的信息真的转化为现实，则我们的辟谣就成为了对民众的一种欺骗并导致一些人为的损失；这次围绕5.12大地震出现的一系列谣言都可以说明此类问题。我们的政府一方面宣布：地震预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不能做到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发布专家会诊结果——某地区最近无破坏性地震发生，这不是一种自我矛盾吗？我们一方面大力“辟谣”，另一方面却自己制造信息混乱，这如何取信于民呢？这样伤害的群众感情只会对政府未来的工作更加不利。
我们为什么这样恐惧“谣言”呢？显然，这是封建专制传统文化的产物，过去的帝王讲究面子和人心稳定，自然灾害的发生意味着天意的转变和人心的浮动，出于对这些可能影响王朝统治的因素考虑，朝廷经常是掩盖信息和欺骗民众，粉饰太平并歌功颂德。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王朝政府必然压制不和谐的言论，将那些影响稳定的民间话语化为“谣言”之列，以封杀这些言语的方式稳定民心，由此带来的代价当然又民众承担，而封建朝廷却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为自己解脱。21世纪的中国已是“百年共和”，但受传统文化遗毒的影响，往往带着王朝统治者的心态看待问题，这必然导致对“谣言”的恐惧，特别是一些地方干部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动辄就将一些言论划为“谣言和流言”，不出现问题倒也罢了，可一旦出现“谣言成真”现象，他们狼狈的面孔也就更加难堪了。“恐惧谣言”体现了一些干部对自己工作的心虚，如果他们堂堂正正做干部，谣言是不足为惧的，时间自然将一切谣言粉碎，而不必需要政府去澄清和压制。很多西方国家不都是这样的吗？他们的民众已经学会了识别谣言，已经学会了理性看待谣言，而他们的政府似乎也不会对一些谣言表现地过度敏感，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却不那么另人乐观，动辄就是人心惶惶，这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是各种信息缺乏公开性和公共性的恶果。
如何面对“谣言”？我想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要对之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更多地依靠时间和民众的识别能力去揭穿谣言，而不是政府时刻都事必躬亲，连这样的小问题都亲自去处理。辟谣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增加各种信息的公开性，使我们的民众增强自我辨识的能力，这样政府不仅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和责任，而且还可以发展群众的自组织能力，为基层社会治理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反之，政府如果事事涉足，动辄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权威地位向群众灌输一些信息，不仅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还会导致因失误出现的民众敌意和不信任。
希望通过本次大灾难前后的“谣言风暴”事件，我们能够看清问题的根本，转变执政理念，增加信息公开性，锻炼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减轻政府的信息发布负担。除了那些恶意诋毁政府和民众自信心的谣言之外，中国，应该容忍部分谣言；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也是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应有的一种社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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