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宽容”莎朗·斯通
对莎朗·斯通那种恶魔般的诅咒，国人的愤怒，是一种“本能”。没想到的是，莎朗·斯通的道歉刚问世，就有人提出“宽容比指责更为不易。原谅她比封杀她，更值得去做。”（《不必苛求全世界为我们哭泣》）
从行文风格来看，作者也是一位民主自由人士。比起范美忠先生那样跑了又回来“自由”的人，作者为一个千夫所指的“贱人”（这是目前网上最温和的称呼）辩护，起码值得钦佩。
钦佩归钦佩，有没有道理却是另一说。作者认为：宽容比指责更为不易。宽容比指责更为不易。原谅她比封杀她，更值得去做。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自由主义人士在拷问文革等历史问题时，总是杀气腾腾。只要有人为文革的某些方面辩护，得到的结果一般都是“洗脑”，“专制帮凶”等。不知那个时候宽容又在何处？所以，“宽容不易，所以更好。”这样的预设，且不说对不对，起码在策略是不明智的。
再引作者的一段话：
“首先，莎朗·斯通的话不过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一国政府或任何组织。如果我们对言论自由有所追求，不得不承认，表达个人看法是她的合法权利。这就意味着，即便她所说的话很不好听很伤人，也有必要维护她的这种权利。或者说，驳斥她的谬论，不等于更不能是剥夺（当然也不可能）或者封杀她。如果只允许“正确的言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这段话在学理上似乎挑不出什么问题，但基本上都是废话。据我观察，大多数网友对莎朗·斯通的言论，都是针对个人，没有上纲到政府组织。至于说到言论自由问题，那更是莫名其妙。试问中国人民如何剥夺一个美国人的“言论自由”？事发之后，莎朗·斯通的道歉信不是照样刊登吗？有谁在剥夺呢？假如莎朗·斯通联合反华势力明天又出来叫嚣一番，那是我们可以阻止得了的吗？言论自由，从来都不具有跨国性。作者的这一番话，很像一个自由主义标准文本的开场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按照言论自由的理论演绎一遍。可惜这样的演绎往往在理论上自洽，结合现实马上就出问题。
作者又说到：
“毕竟，社会如此多元，人心何其复杂，总不能苛求全世界的人为我们哭泣。”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一个人的“异见”，表现出过于极端的情绪——这和人们在灾难中激发出来的公民精神，多少有不相称之处。”
从发生地震到现在，我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要求另一个中国人哭泣，我也不相信有一个中国人要求一个美国人哭泣。这个“苛求”从何说起？莎朗·斯通哪怕以最大的恶意侮辱国人，只要她不让我们知道，那就没问题。一旦话从口出，还能以“多元化”的理由去宽容吗？莎朗·斯通的侮辱，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一个国人面对这样的侮辱给予最激烈的回应，难道就不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普世价值”？
不知作者引用的是哪位高人的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我百分之一百同意这个观点，但对作者离奇的发挥却是摸不着头脑。在作者看来，对别人指向整个国家的侮辱和攻击宽容对待，就是具有良好心态，就是自信的文化。老实说，这样的逻辑，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逻辑上不能讲了，只能假设一下。请有志人士在全球媒体上发表如下宏论：死于飓风的美国人民，是为他们国家的霸权主义买单，是报应。如果美国人民届时能理性宽容自信对待此人，我就愿意接受作者的逻辑。
作者在最后说到：试想，如果我们连一个人都不愿意宽容，又怎么能够自信地站在世界面前？在整个文章中，作者始终认为，对付莎朗·斯通的似乎是一群有组织有计划的爱国群众，殊不知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群体。所有谴责莎朗·斯通的人民，都是出于同一种心情，偶然又必然地走到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民心”。“民心不可违”，这算不算是“普世价值”？
对莎朗·斯通的“宽容”，可以存在。此前我已经说过，我们其实不能把她怎么样。封杀她在中国的一切，那是最温和，最基本的做法，也就是对她的宽容。我希望有关方面尽快接受民众的意见。如果再出来一个莎朗·斯奸，依葫芦画瓢，继续封杀。封杀之后，不要再理会这些人，不要再为他们走脑子。08年还没有过去一半，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灾难。我们要做的，是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一定做到，因为我们是自信的民族。
文/魏英杰
由于赈灾问题，诸多名流面临公众道德拷问。这份名单上，近日又多了以《本能》名噪一时的美国女影星莎朗·斯通。当有记者问她是否知道中国地震，她竟然不假思索地说“这非常有趣”，并暗指这可能是一种“报应”。
看到这番答复，国内许多网友“本能”地想冲上去抽她耳光。就是采访她的电视台，也准备删了这段话以免引起误会。而她所代言的品牌，更面临一场公关危机。毫无疑问，将一场自然灾难泛政治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是对无辜死难者的极大侮辱。所以，我很能理解网友的激烈回应。
不过我还认为，有时候宽容比指责更为不易。原谅她比封杀她，更值得去做。不同意这一说法的朋友，先别忙着反驳，且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首先，莎朗·斯通的话不过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一国政府或任何组织。如果我们对言论自由有所追求，不得不承认，表达个人看法是她的合法权利。这就意味着，即便她所说的话很不好听很伤人，也有必要维护她的这种权利。或者说，驳斥她的谬论，不等于更不能是剥夺（当然也不可能）或者封杀她。如果只允许“正确的言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再者，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灾难发生后，国际舆论普遍同情，连前一段时间对中国颇多误解的一些国外媒体和人士，也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悲悼心情。可以说，类似莎朗·斯通这样的言论较为少见。别说中国人，就连她的同胞们恐怕也未必认同她的说法。这时候，容忍这种并不多闻的杂音，反倒是一种必要的心态。毕竟，社会如此多元，人心何其复杂，总不能苛求全世界的人为我们哭泣。
还要看到，中国民众在这次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让国际社会颇为赞赏。这次灾难，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习惯思维和看法。有人更从中窥见，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毫不夸张地说，国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素质，就是三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而言之，我们不仅要在灾难面前体现大国民精神，还要在世界面前表现出大国民的气度。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一个人的“异见”，表现出过于极端的情绪——这和人们在灾难中激发出来的公民精神，多少有不相称之处。
有位女士曾说过，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这是一句既刺耳又让人警醒的话。一个国家的崛起，肯定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发展，与此相应的还需要政治、文化上的进步。环顾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也曾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包括国民素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联系不久前某些国人的言行，不得不说距离一个大国所对应的国民风范，尚有一定距离。这也说明，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还要逐步树立一个大国自信、宽容的文化形象。而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和公众，理应保持良好心态，倾听世界的不同声音。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抨击莎朗·斯通固然可以理解，但宽容甚至继续聆听她的声音更为不易。合众人之力对付一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时候仍然选择谦卑更加难能可贵。试想，如果我们连一个人都不愿意宽容，又怎么能够自信地站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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