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跑跑事件
（略有删节）
旷新年
去年，有一位朋友问我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比刘翔跑得还快的人是谁？答案是《色·戒》中的易先生。四川汶川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他跑得比易先生还快。不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媒体还摆开了擂台，并且擂出了一个郭跳跳。本来无可争议应该稳操胜券的观念，却在嚣张的无耻面前失语和气急败坏地败下阵来。郭跳跳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大骂“范跑跑”“无耻”、“畜牲”、“杂种”，连他自己也坦承失败。黄纪苏、卢周来、张宏良也都出来议论了。左派被严重的失败情绪控制。我自己早已经出离悲愤了。
然而，左派在悲愤的同时，难道不也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范跑跑会赢得那么多人的支持？一方面我为范跑跑的坦然感到悲哀和愤怒，然而，另一方面，范跑跑即使无耻，但是，却并非最大的恶。我赞同周孝正的看法：“原谅范美忠,不原谅范老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范跑跑真的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个“思想烈士”。我希望那些被愤怒控制失语的左派同志听一听范跑跑学校校长的话，范跑跑并非最大的恶，最大的恶是那些把学校建得一震就垮的人。在这次地震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就是，1990年代以来许多新建的学校在瞬间粉碎性坍塌，然而，建筑费用最低的刘汉希望小学却巍然矗立于废墟之中，1960、70年代的旧建筑也屹立不倒。在那些草菅人命的建筑的背景下，我宁愿相信，范跑跑是在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发出对于生命的尊重和肯定的吁求。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生命和人的生存权利的忽视和否定，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系统性的虚伪和劫持，才使得被张宏良扫射的“骚货”们站在并不高尚，也并不美丽，容易暴露在道德火力之下的范跑跑身后。尽管我与人交，只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而不是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是一个政治概念，左派如果以“道德”为生，那就是左派的失败。我尤其需要提醒左派同志们，搞垮苏联的人，毕竟不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麦德维杰夫，而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苏联这种体制选择的总是叛徒？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说法在今天越来越没有了说服力。其实，更民间的说法是：好人不长寿，恶汉活千年。当沈从文在《长河》中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有沉痛的经验。
那么多教师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尤其是那么多年轻的孩子跑出了教室，又奋不顾身地回去救助自己的同学，他们有的因此失掉了生命，有的因此终身残疾，他们令我们敬佩，使一切的范跑跑们显得渺小。尤其是谭千秋，这个湖南汉子，体现了典型的“天塌下来，也要顶着”的湖南人性格。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可是，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忘恩负义的民族来说，他们的牺牲既是那么的高尚，又是那么的凄凉。想一想洛阳被扒掉的烈士墓吧，还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他们就被再一次“牺牲”。牺牲，那永远只能是自己默默地牺牲。永远不要去高调让别人牺牲，也永远不要高调去谴责不愿做牺牲的人。死者已矣，可是，他们留下的却是撕裂的家庭和亲人永久的痛。由这些英雄，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中的英雄戴碧蓉。她在救人的时候，失掉了一条手臂和一条腿。当我1980年代从一本杂志中看到这位英雄在生活中的坎坷和悲惨命运的时候，我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悲痛。这一位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在我青年的时代沦落为了一位普通的残疾人，需要忍受残疾人在生活中的一切痛苦和歧视。汶川地震中的小英雄们，他们无疑是高尚、无私、勇敢、坚强的，然而，他们是否已经准备了以更大的勇敢和顽强去面对今后的生活，以残疾的身体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义和卑鄙？
这场地震暴露了精英的无耻，也震醒了这个日益堕落的民族。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断地塌陷，沉沦，又不断地挣扎，奋起。不是国家在救助地震中的四川灾民，而是坚韧、朴素的灾民在拯救这个虚无冷漠的民族。
在这个扭曲而又扭曲、颠倒而又颠倒的年代，我们怎么言说？在卑鄙和无耻的世道中，我们何以自处？我的文字毒害了我自己，也许还毒害了他人。我已经决计放弃文字。我早已经厌倦了精英们的花腔。我终于远离他们。北大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一段可耻的经历。北大的那些自许为精英的人物的卑鄙终于使我重新回到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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