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葬送了自由主义
石华宁 发表于 2008-6-2
汶川地震发生时，西安有强烈的震感。我急忙赶到儿子的学校，他的班主任老师和学生都聚在操场。班主任老师说，他家住在高层，鱼缸摔碎了,但不能回家看一看。事实上全校的教师都在操场，没有回家。我以为这是教师的职责，没有多少让人感动的，但觉得这苦了这些老师的家属。
第二次余震发生时，我又急忙赶到学校。当时天已经黑了，老师都已下班。在校园里，我看到他的班主任正勿勿从家赶来，看到我，脚步没有停，只用手打了一个招呼，就到操场上找他的学生了。我这次才产生了一丝感动。在危险时刻，我在找儿子，而老师却不得不放弃与家人在一起，先看护学生。
在这两次较大的地震中，西安所有的单位都放了假，商店关了门，大家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但老师不同，他们不能与家人在一起，而要与学生在一起。因此，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尽管这是一种职业精神，但在这个时候不能与家人在一起，很对不起家人。
灾区一个叫范美忠的教师，在地震时不管学生，率先冲出教室，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批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网上仍有个别人，为这个无德教师辩解。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不要以道德杀人》，认为这个老师的自私无可厚非，而社会对这个人的批评是用道德杀人。
在灾后，类似的奇谈怪论还有不少。吴祚来建议到灾区修教堂，鄢列山为莎朗斯通的辱华言论辩解，朱学勤将地震说成是“天谴”，南方都市报把万众一心抗震救灾，说成是“兑现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说这些话的人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奇怪的是，这些话有违起码的道德观念，不奇怪的是，这些人说这种话你不会感到突然。在保卫奥运圣火和反藏独的时候，这些人与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也大不相同。他们不仅缺少一般中国人的那种爱国观念，而且缺少一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每到中国有什么大事发生，这些人便会有不同一般的见解，招致一顿痛斥。
这些人背上的标签是自由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无德言论太多，给自由主义抹了黑，他们自己成了全民痛斥的对象，也让自由主义成了一个黑心主义。
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脱离社会大众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显得很另类，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观念脱离了社会大众，脱离了社会道德。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不讲社会公德，因此才会为范美忠这样的无德老师辩解。他们缺少人性，因此他们的语言缺少爱与同情，在灾难面前想到的不是救人，而是修建教堂。他们崇尚热爱自由的人没有祖国，因此总是批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这些人仍然要表现出自由主义的精神，和社会精英的另类观点。这实在是给“自由民主”和“精英”这两个词抹了黑。让这两个本来美好的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让人恶心的词汇。我现在一听人说自由民主就想吐，一听精英就联想到无能而又头脑偏执的垃圾文人。我为什么会有此反应，都是这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
八十年代末期，我很崇尚自由民主精神，将《世界经济导报》定在单位的阅报栏里，买了包遵信成套的《走向未来丛书》。因为那个时候，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多是爱国青年，代表着前卫的思想，代表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代表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今天一些背着自由、民主、人权标签的人，却成了社会的另类，成了全民的公敌，也给这些标签抹了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葬送了自由主义。他们的言论，让人对自由主义感到恶心，崇洋媚外，只讲个人主义不讲道德，只讲个性不讲人性，只讲自由精神不讲爱国主义，成了一个丑陋的主义。自由主义精神，从八十年代后期年轻人热衷追捧，到现在人人唾弃，值得人们思考。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除过少数文学青年还热衷于它，它在中国已彻底的失去了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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