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做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做试验，而主要采取对历史材料进行分析归纳的方法。因为人具有思想和能动性，他能够根据需要做出一些特殊行为，因而可导致实验失真。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好是能够在某些环境下观察到人的自然行为。而且最好是如果有两个相当对立情况的环境下，通过观察人的自然行为，则能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比如说，在文革时期，群众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官员干部进行舆论批判监督。这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环境，在这种言论极度自由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只有一点就是，不能公开攻击毛泽东，否则就可能直接被群众专政了。不过，仍然还是有些人会私下里在小范围内议论毛泽东的。
那么，与上面这种大鸣大放的情形相反的一种情况就是不争论，大家都不要盯着官员干部了，少说话多干事。在这种行为可以极度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人可以自由地搞自己想搞的各种动作。当然一点就是，毛泽东可以被公开进行批评，否则是上不了主流报刊的。
在这种两种相对对立的环境下，同时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人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反映，思想呀说话呀行动呀等都会展示出来。因为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自由状态，就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思想行动的自由环境。显然，这就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可惜的是，现在似乎还很少有人专注于其中的比较研究。原因可能就是，现在的很多成年人本身就是同时经历过两个历史时期，而多数人又是不敢正视自己的，这就造成他们的一种选择性失忆现象。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将来的人们离现在比较远了之后，他们将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能更客观一些了。
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构成的，当社会存在某种相对自由的环境后，人们就会在某些方面自然流露出他们的本性。比如说，某些人在文革时期曾经表现的极左，可到了改革年代又表现的极右，等等一些现象吧，都是值得人们玩味的。对于某些人表现出的忽左忽右现象，八十年代的时候，作家丁玲晚年说了些有意思的话：“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在改革中搞极右的那些人，却恰是当年表现的极左的那些人。
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到不争论，对这两种不同情形环境下的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科学研究将是有益的，这将有益于引导人们走向适度的鸣放和理性的争论，或许这样更有助于构建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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