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许多人对当前有关人类的种种生存困境尤其是人类的整体生存遭遇危机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就像担心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地球毁灭一样，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既难推测，也未发生，何必庸人自扰！
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一向有两个方向上的预期，一个是好的预期，一个是坏的预期。在过去，好的预期居多，未来悲观派总是少数。如基督教相信，世界末日终结，经上帝最后审判，实现新天新地，获得救赎者升入天堂永享福乐，这是宗教信仰的预期。非宗教信仰的预期，则如儒家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对人类永远进步的信念也属于这一类，它们与宗教信仰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基于生活经验的观察和理性的逻辑推导而获得的结果。
在这里不妨引入英国学者露丝·利维塔斯有关乌托邦话语的论述和介绍。露丝·利维塔斯区分出两类性质的乌托邦式的预期：一类是本源意义上使用的“乌托邦式的”（associated utopian），典型句式如“只要……，理想就能实现”。这类同于笔者上面说的好的方向上的预期。一类是“非理想化乌托邦式的” （dystopian），典型句式如“如果继续如此……，灾难就会降临” 。这类同于说坏的方向上的预期。对后一个词（dystopia），我国翻译界又译作“恶托邦”，即负面的乌托邦之意。
乌托邦过去往往被当作空想的代名词，这起源于16世纪英国思想家、政治家莫尔的描绘。他在那篇著名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因不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显露出来的种种社会弊端，虚构了一个叫做乌托邦的地方，以寄托他的理想。在这个容纳有54个城市的岛国里，社会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民主管理，没有城乡对立，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成员人人都按计划从事手工业和农业劳动，一切劳动所得归社会所有，由于没有寄生虫，社会财富丰裕，可根据需要来进行分配。这是一个现世并不存在的理想社会，其社会的基本特征被后世归类为社会主义，但因莫尔在他所描述的这一国度里为奴隶制网开一面，并浸染了浓重的小农经济思想（以中世纪的手工业和农业同资本主义相对抗），一直为人所诟病，虽被定性为社会主义，但只属于“空想”而非“科学”。
然而何谓空想何谓科学，随着历史变迁而形成的知识视界的转换，人们发现根本无法区分，并不存在固定的非此即彼的界限。
即以莫尔的乌托邦而言，说它是空想，是因为后来有了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批判是深刻的，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想则仍然是粗线条的）。从莫尔对乌托邦的具体描绘中，我们看到的是理性，而不是信口雌黄，这与基督教之类宗教神话不可同日而语。当我们把它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比较，它里面提到的公有制、人人从事劳动、按需分配，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继承了这些原则。而至少早了两千年的中国《礼记》里记载的声称由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自然是更难怪其幼稚，因此同它相比乌托邦堪称“科学”决不为过。可咀嚼的是，在中国，对“大同”的理解，一向含混。经典的说法（如一系列的工具书、词典）把它定义为“空想”、“乌托邦”，但在现实的运用中，无论是在革命时代还是到了现在的建设时代，“大同”都成为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今天，按正式的说法，“小康”业已实现。其实孔子说的“小康”是指葆有私有制的、物质和文化更前进的社会，这与今天的现实的确有对应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康、大同，人们又不把它们看作是空想而是可达致现实的理想，而小康的成为现实就是明证。同样的是，乌托邦话语也具有这种含混的现象。
露丝·利维塔斯向我们介绍说：“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乌托邦可以被定义为对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渴望的表达。”这个定义体现了人们对乌托邦话语的含混性的妥协，而且抛弃了乌托邦的贬义内涵，如“不可能的”和“不切实际的”。
不过，人类将面对生存危机，则属向坏的方向发展的乌托邦预期，即“非理想化的乌托邦”、“恶托邦”。
无论是作为向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渴望的表达的乌托邦，还是作为向更坏的生活方式的预言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总是某种形式的反事实思维”。我们看到，向好的乌托邦：具有补偿的、逃避现实的或空想的性质；具有批判现实、革故鼎新的作用。向坏的乌托邦（恶托邦）：陷入宿命论或悲观主义的发泄；同样具有批判现实、革故鼎新的作用。两者的反事实思维都使它们成为现实的批判工具和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无疑，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我们有张力的理想化的或起告警作用的乌托邦和恶托邦！「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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