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基层和地方绑架了中央，个别官员绑架了政府，以社会稳定为人质，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它自己本来可能也不愿意见到的后果。近年来，发生在广东太石、汕尾等地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地方官员以强力压制基层矛盾，然后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痕迹。
地方官员的这种能量，源于现行体制下社会稳定对控制手段的高度依赖。维护稳定需要强化控制，强化控制又需要悍吏。在矛盾凸显的情况下，稳定与仁政似乎难以两全。当稳定越来越依赖高压时，地方和基层官员也越来越习惯于运用简单粗暴的高压手段，损公肥私、官侵民利等腐败行为也在高压的屏护下越来越横行无忌。稳定、高压、腐败，似乎缠结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戈耳迪之结。
但是，最近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一剑斩开了这一绳结。贵州省的处理方法是，一方面继续依赖“强化控制”手段，将瓮安“6•28”事件定性为多数群众被少数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而酿成的打砸抢烧事件，以迅速平息事态，维护稳定，并快速搜捕涉案人员，阻绝此一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对酿成官民关系恶化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姑息，以“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名义，将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先后免职，直至瓮安县所属的黔南州州委书记也遭免职，党政问责制被运用到新的层次和领域。
这一处理方式，既维护了社会稳定这一“标”，又兼顾了官民关系这一“本”，标本兼治，改善了社会稳定的可持续性能，为政府摆脱“救火队”角色创造了条件，堪称“翁安模式”。翁安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摆脱了原来“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要强化控制以维护稳定，就粉饰矛盾的另一方，而是对双方同时作出处理。既利用基层专政力量维护稳定，又问责地方官员以安抚民心。问责的方式更具有示范意义：不管该地方或基层的负责官员在具体事件中有没有过错，只要发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和后果，就要承担“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责任，首先免职，然后再清查具体过错，按党纪国法处置。
长期以来，由于问责制的流于形式，个别官员惹祸、政府背黑锅的事屡有发生。为维护稳定，政府似乎也不得不充当这一“冤大头”。翁安事件中，政府终于走出这一被稳定绑架、与肇事官员绑为一体的怪圈。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政府已找到在现行体制下既不影响稳定，又可以制衡权力膨胀对官民关系之伤害的办法。如果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个案，而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惯例，进而形成制度性的规则，那么整个官场生态将为之一变：专政手段不再是官员个人的护身符，只要造成了官民矛盾和冲突，负责官员至少就要承受“免职”处分。如此，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将维护官民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从而抑制自己以权谋利的行为或不切实际的政绩冲动。
反腐难，因为需要调查、取证后，然后才能作出处理。由于腐败分子本身的力量强大，他们往往有能力阻挠调查、取证的过程。但问责易，因为可以不问原因、过程，只看结果——你造成了这种后果，就必须承担此种责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不管腐败势力再强大，也无从予以化解。他们唯一的化解之道就是搁置问责制本身。所以，严于问责不但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由之径，而且是绕开反腐相对于腐败的力量对比劣势，遏制权力扩张和腐败的方便法门。中国今天的腐败之多及其不可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责不严。而问责不严，很可能是腐败势力以种种理由相阻挠的结果。严行官员问责制，远胜于成立那么多的反腐机构，颁布那么多的反腐文件。因为在腐败网络中，官位都是有价的，需要不断投入一定量的利益资源才能获得和维护。如果一次渎职就必然导致官位的丧失（不管背后是否有利益交换），那么权力腐败就将变成一项投入小于收益的亏本买卖，其从业人员必将越来越少。所以，腐败分子并不害怕成立反腐机构、颁布反腐文件，而只害怕严行问责制；他们也并不阻止反腐机构的成立和反腐文件的颁发，而只阻止问责制的推广与落实。
当然，仅有对市县一级的问责还是不够的。如果只有市县一级权力受到制衡而省部乃至中央二级不受制衡，那么滥权和腐败还是会由上向下扩张。在现行体制下，下级对上级的制衡能力微乎其微。因此，当某省连续有两三个地方“出事”时，该下课的就不止是市县级负责人，也应包括省级负责人。
这种可能导致官风吏治海晏河清的转变，能否实现取决于翁安模式能否得到推广和坚持。如果对翁安官员的问责，只是特殊时期在特殊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如果中央澄清吏治的决心，冲不破重重叠叠的官官相护之网络，那么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权力制衡仍将是现行体制的软肋与不治之症。
相关文章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