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龙大人的先进性鼓励，《中国青年报》这回对着刁民们，可是摆起了强硬的态度，感到有撑腰的了，真的是十分硬气的。中青报认为，政府对待民意的正确态度，就是“必须坚决抵制”。哈哈，这是多么民主的观点。当然，中青报也认为，政府也没有必要“坚决抵制”所有民意，只需要有选择地“坚决抵制”自己不欢迎的，觉得是不中听的民意就行了。在中青报眼中，这样一个敢于“坚决抵制”民意的政府，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这是多么煞有其事的民主。
中青报这篇《“民意”不是永远正确》的文章，真可谓是一篇假民主分子自我暴露丑恶面目的臭文章。当然，那只花公鸡在大唱民主就是“坚决抵制”民意的高调时，仍然煞费苦心地用“民主”的幌子装扮自己，只是市场化了，只有腐败胶水可供选择，羽毛没粘好掉了。在这些自我标榜的民主人士眼中，民主是他们私有的。民主与刁民无关。怪不得人们总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信也得信。如果你属刁民阶级，那么，在民主人士眼中，你就不要想什么民主的事，发表什么意见。你有意见要坚决发表，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政府就是“坚决抵制”。
记得小时候批判毒草文章，心里面很是奇怪，这文章还有毒草的？不明白。正所谓少不更事。但是，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读过中青报这篇文章，却是明白毒草文章原来是真的有的。中青报这篇文章毒就毒在引诱政府脱离群众，鼓动政府和民众搞对立，最后，让政府自绝于人民。狼子野心，何其歹毒，一不小心着了他的道儿，难道不是国家灾难？我们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重视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见，怎么可能以“坚决抵制”的态度对待民意呢？尽管那群众意见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我们也是不能以“坚决抵制”的态度对待的，这种态度，绝不是民主的态度。
从文章举出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其有多歹毒吧：
例如，眼下大多数人认为粮食价格太贵，希望粮价下降或不再上涨，这个要求当然可以理解。但假如多数人要求国家以行政力量，强制米贩子不能涨价，那么这种要求就必须坚决抵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米卖什么价格，是粮食商人个人的经营权利，多数人无权以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强买强卖。
中青报，你错了，你的文章是歹毒的。如果一个公民，以其诚实劳动获得的薪酬不足以购买粮食以及其它生活必须品，那么，不要说什么“强买强卖”吧，这词本身就无耻和恶毒的攻击，不，不要说什么买卖，就是去偷，去抢，也是理直气壮的，根本不用看你的脸色。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民充分的权利这样去做。这是什么权利？这权利虽然不是法律赋予的，但这是天赋人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罪犯不是强盗粮食者，而是积粮食谋取暴利的奸商。
中青报这篇文章是一篇很不好的坏文章，里面充斥着误国误民的坏水，是一肚子坏水的坏文章。吃干的，拉稀的。是个搞概念偷换的贼子。它说：
治理国家同样需要专长。好比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医生天经地义的职责，但如果我们要求医生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开药，那就很不合理。解决社会问题与治疗疾病没有本质区别，但因社会和人体一样复杂，而对专业要求更高。
人们说社会病了，需要医治。这是一种文学比喻。但到中青报那儿，就成真的了。治疗社会病都需要执业医师了。中青报反民主，反人民的嘴脸，无论口头上高唱了几多曲的民主高调，仍然掩盖不了其暴戾的本质。
它一方面，自以为高明地说：解决社会问题与治疗疾病没有本质区别，但因社会和人体一样复杂，而对专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它又自打耳光地说：但这一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开药方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来解决。
谁来监督“医生”？病人是不可能监督医生的，所以，监督医生的事情，在这只“民主花公鸡”眼中，也是与病人无关的。说到底，人民在这些自我标榜的“民主花公鸡”眼中，只是可代驱役的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人民的政治权利，就由他们这些花公鸡全代表了，但谁知道他们的水平是真是假？
2008/7/29
中国青年报：“民意”不是永远正确
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报纸评论工作，最大的感触是，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谨慎，但社会中“民意”的表达渠道，却正迅速壮大和通畅。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民意”还凭借其表达有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但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往往总是容易将社会筛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留给温和中间派的空间十分逼仄。面对当下日益高涨的对“社会公正”的民意诉求，基本可以简单地分为“轻蔑敷衍”和“一边倒赞成”两种态度。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精英人士，对权力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使他们习惯于以“救世主”自居，对“民意”不屑一顾。持第二种观点的，以时事评论家为代表，离读者近、受到读者欢迎，这也促使他们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进而沉浸在强烈的道德优势感中，将自己视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言人。
对这两种观点，我都持保留态度。我以为，应当将“民意”依据其内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民意”所表达的“愿望”，即大多数人对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得到何种改善的要求。“民意”的这个部分是永远正确的，不仅应该时刻得到当政者和全社会的认真倾听，也理应得到逐步满足。
但问题通常不那么简单，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民意”的内容除了表达愿望以外，经常还含有对如何达成这种愿望的看法和要求。大部分民众未必具备分析这类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框架，所以“民意”的这一部分内容未必正确，或至少是不可行的。它应该得到倾听和重视，但不应该轻易被满足。民众有不满需要得到解决，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但他们很容易从自己的单个利益出发，希望采取他们所能理解的最简单方便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每个人因为教育和职业的关系各有其专长。俗语所谓“隔行如隔山”，治理国家同样需要专长。好比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医生天经地义的职责，但如果我们要求医生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开药，那就很不合理。解决社会问题与治疗疾病没有本质区别，但因社会和人体一样复杂，而对专业要求更高。
那为什么一碰到社会“病症”，痛楚中的人们就不那么理智、常常要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按自己的要求开药方呢？主要是因为民众不信任那些“社会医生”。他们认为，这些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专业人士，不是滥竽充数的庸医，要么就是更加可恨的牟利者，他们开药方时想的根本不是“病人”的安危，而是怎么从中捞取最多的回扣。当前的这种社会情绪既普遍又合理，但这一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开药方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来解决。
的确，没有人比病人更了解自己的疾苦。但这种切身感受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对社会进行改进的愿望和动力，而对社会如何真正有效地改进，并无任何实质性帮助。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民众不容易看清楚的。在当今中国，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巧妙假借“民意”力量，损害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牟取不正当私利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其实我们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悟出相同的道理:没有医德的坏医生，往往出在那些对病人有求必应的人当中，真正有责任心的良医，会认真听取病人对症状的描述，但很少会顺着病人自己的心思开药方。在医治“社会疾病”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必要牢记“良药苦口”这句真理。
同时，所谓民意，也就是“多数人的愿望”只有在关涉公共事务的那些领域才具有正当性的，它无权染指私人领域。例如，眼下大多数人认为粮食价格太贵，希望粮价下降或不再上涨，这个要求当然可以理解。但假如多数人要求国家以行政力量，强制米贩子不能涨价，那么这种要求就必须坚决抵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米卖什么价格，是粮食商人个人的经营权利，多数人无权以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强买强卖。
按理说这些“公共范畴”是“民意”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但由于它们相对比较复杂，不容易一眼看透，于是经常逃过“民意”的法眼。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民意”轻易地放过了最应该紧盯不放的东西，却动不动就去蛮横地干涉那些它无权过问的私人权利事务。正如秦晖教授一再指出的，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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