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经济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说“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好象猪没吃过粮食树没占过耕地似得。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愚公以为世上本没有亘古不变的真理。目前中国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其年龄结构的不合理而不是绝对数量的多少。

       按最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莎斯的理论，既使人类一对夫妇只生育一胎，其再生产的增长率也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增长率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人类社会将不得不通过战争、自然灾难、瘟疫等手段来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六十年代中国有人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也只是看到人均可耕地的逐步下降口粮会趋于紧张的前景才提出的。七十年代末期，国家开始采取了大规摸的越来越严厉的降低人口自然出生率的措施。此项政策至今也没人敢松动过，前辈们留下的理论真的能永保万年吗？不！
        愚公认为，人口再生产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指育龄夫妇怀胎十月的那一年罢了。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以逐年增长的方式来计算的。中间是该有个值得探讨的不断在发展变化的平衡关系，但绝不是象我们常宣传的那么简单。前俩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初一些著名灾难的确起到了大规模消减人口的作用；“黑死病”曾导致欧洲1/3多的人口死亡；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191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造成了2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状况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伊战争和新疆大地震死亡率如此之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连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典”死人也不过数百。

       建国初期，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要靠繁重的农村体力劳动为生。从人口数量上看虽然是个大国，但是老弱妇幼俩头偏多社会急需的青壮劳力严重不足，物质资料的生产供应尚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虎视耽耽，人口年龄结构明显不合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采取了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的措施，他甚至命令有些部队成建制的就地务农自给自足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调整人口结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初见成效也要二十到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暂时看会加剧老百姓的贫困状况，但长远看却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光是这种不计个人一时荣辱为百姓长远利益考虑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到了六十年代中晚期，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三分之一，社会抚养少年、儿童数量猛增，但由于生产关系已得到根本改善，不仅极少能见到有饿死的人，学龄儿童也基本上都有了廉价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这是旧中国几千年都没能做到的事。

     就在这个时侯有的学者跳出来要搞“计划生育”。说我们人口的发展如再不加计划的话，将要超出土地的供给能力了。这个话在当时的状况下看起来是正确的。只是愚公手边的资料实在是找不出毛泽东是要建一个“百亿”人口的大国呢？还是只想纠正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哪位看了贴子的朋友手头有，请给我留言。谢了。但有一点我敢说，这位学者犯了传统文人的老毛病，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和错误的方式”向统治者进言。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千篇一律的不断被重复着的。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人口又增长了近俩成。可能是出于调整人口结构初战告捷考虑，毛泽东事实上开始“提倡一对夫妇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初级政策。尽管国际上有“反华大合唱”式的经济封锁，国内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新中国得不到其它国家发展现代化经济的经验和帮助，被迫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摸索前进。而且单个家庭抚养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数量和未成年人口的大龄化开始极度膨胀，人口结构的调整已进入最关健的瓶颈阶段。但随着工业化体系的完善，二亿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已经形成了和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完整社保体系。而八亿农民呢？尽管建国后，国家下了很大力气进行农村生产关系的反复改革，但由于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生产工具并无多大改进和农业发展水平科技含量过低，主要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的产量尚不能满足十亿人口的生活需要。考虑到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的前苏联军队，国家还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制度。此时，做为领袖的毛泽东再次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为了吃饱肚子各地开始“开荒造田、毁林造田、填海造田”。尽管一定数量的植被和草原在无乃中被毁，但美国的现代化文明社会不也是建立在印第安人被毁的牧场上吗？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在一定的“度”上。战争期间尝惯了“人海战术”甜头的毛泽东是伟大的。也许他老人家的脑海里真的指着在红旗下长大第一代人将来会跟随着他去解放台湾，解放世界上那剩于下的四分之三的人民。再现盛唐或元大都昔日的威风呢？

        历史跨入八十年代后，毛泽东生前作出努力改善中美、中日关系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回报。随着国门的打开，使得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利用发达国家近百年的现成经验和成果迅速发展壮大；冷战的结束使得几十年备战时期“高储备”的物质资料得到了松动；先进的籽种技术的应用和十几年新建水利设施的不断投入使用，使得我们能够在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土地上生产出的农副产品除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之外还能有部分出口；大量剩余物质资料的出现使得国家领导人可以骄傲的宣布“废除供给制，实行市场经济”。小平同志南巡时曾说过“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1984--1988年”，可是大家想过吗？正是从那个年代起，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批人开始走向工作岗位，绝大多数城镇家庭五口人全在赚钱，赡养的老年人也全是有退休金的职工，农村也大势如此。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得到了短暂的最优化的组合。不信，我们倒算一下，按国家公布的2002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7000元计算，三口之家就是21000元，按传统再剔减25%的储蓄资金只剩下15750元了。假设我们再回到六、七十年代的家庭人口结构，每家三个上学的孩子，夫妻双方就按抚养俩个来自农村没生活来源的老人说。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250元。我想问问诸君面对人均每月187.5元的生活费，现在的物价水平除了三个孩子念书必需的你还能潇洒的起来吗？啃你的窝头去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愚公之所以扯这些旧事，是因为当我们沾沾自喜享受毛泽东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的胜利果实，嘴里骂着他人口政策时。新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已悄然形成了。2020年我们可能又将回到少量的劳动力创造的物质资料供养数倍于他们的非劳动人口的状况了。当然，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后辈的绝对生活水平肯定要比我们现在高得多，只是不知那时看着跟别国相对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大，他们会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