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不同历史发展形态。其间，有上古的无为而治，也伴随朝代更迭后苛政暴政和太平盛世的交替出现。然而几乎都走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乱一治周而复始的历史怪圈。深究其因，发现阶级社会普遍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思想的统一，即意识形态的统一。
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个人获取食物的几率相对较低。为了生存，人们采取群居方式，共同劳动、共同捕鱼共同狩猎。一个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组织的氏族议事会就可以解决分配问题。之所以大家没有意见，不是因为分配绝对公平，也不是原始人群没有利益趋向，而是生活环境恶劣，生产生活工具不发达，大家必须损有余而弥不足，才能同生共存。到了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时候，开始出现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是私有制产生的前提；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同时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和阶级的出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一个阶级必须靠压迫和剥削另外一个阶级生存，国家就产生了。自从私有制、阶级矛盾和国家出现后，人类就一直处在穷与富、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中。近几千年来，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概莫能外！
历史即使发展到科技惊人进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可以做无限选择的今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样统一思想统一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依然深深困扰纠缠着我们，感觉越理越乱。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更优越？计划经济落后还是市场经济万能？资本主义好，那美国政府对两房和国际金融集团的接管不就是去私化、国有化，利用国家信用挽救危机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那怎么还一直学习西方资本运作和管理模式？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中国内部而言，左派和右派、改革派和保守派，甚至改良派中间派的争论何止一刻平息过？表面看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似乎不可调和。深究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和国家怎么产生的？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找到了私有制”这个“私”字根源，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知道，国家的定义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严格地说，国家是掌权的少数阶级统治少权乃至无权的大多数阶级的工具。因为国家的这一阶级特性——必须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所以所谓体制问题、所谓民主自由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水月镜花的假托词、伪命题！权力（权利）对于对立阶级来说，完全成反比关系，此消彼长！对于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在危急存亡关头，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压制自己的特权和自由？所以，我说意识形态统一的关键不在于体制问题，也不在于民主自由问题，根子在于人的问题，在于人如何去“私”向“公”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走得好，顺应民心，那么中华复兴、和谐世界指日可待。走错了，那么终点又回到起点，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说它最好，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奇迹；说它最坏，因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如此复杂，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两大阵营从来没有这么激烈的争论。在这个十分关键的时刻，统一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思想就成了重中之重，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统一国人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我们7800万党员真正树立公仆意识，躬身践行“八荣八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供人民之所需、喜人民之所好；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欲，先施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要求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苟利国家生死也，岂因祸福避趋之”；这要求我们的高级领导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还要求我们每个人弘扬“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爱人如己、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全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你无我，世界大同！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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