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普世价值”问题成为网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依本人之愚见，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所讲的无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不可否认，人类的所谓共同价值理念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对于有些人类面临的共同生存和发展问题，尽管社会制度会制约人们的认识，但超社会制度的趋同认识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其存在与否，存在又如何，不存在又如何？
我们今天反思改革，探讨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问题，与所谓的“普世价值”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如果说有联系，那就是与专制政治吸相比较，民主政治是不同社会制度都应当依循的共同发展轨迹，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制度也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好，只有建构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其生命力才能够得到体现；如果说没有联系，那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应有的本质属性，民主政治应当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无关。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对30年的改革进程进行反思，其真实的缘由并不在于我们的改革是否偏离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因为改革的利益主体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了改变或者说偏离，改革的真正利益主体开始由广大人民群众变为少数富有阶层（包括官员阶层），相当数量的民众日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改革的牺牲者(那些城市下岗失业的工人和农村的失地农民）。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或者说偏离？追根朔源，根源在于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广大民众由于缺失真实的民主权利，或者说即使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民主权利缺乏实现的制度保障，广大民众事实上不可能成为改革方向的驾驭者，当操刀手在分割改革“蛋糕”的时候不给予民众应有的份额，民众也是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情形发生的，于是乎，民众事实上成为了改革面板上的鱼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缺失以民主政治为方向和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推进，改革的利益主体发生改变或者说偏离也就成为了必然，而这恰恰与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人民当家作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反思改革要反思的是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改革的利益主体会发生改变或者说偏离，而这恰恰是由于民主政治的真正缺失才导致的。民主政治的核心要旨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政治选举权和监督权，政治官员的命运应当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只有这样，官民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官员的腐败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改革以来，官员腐败之所以会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民权的被随意侵害和践踏。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享有的只是文本上的政治民主权利，政治官员的命运与民众根本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呢。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尽管在实践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贿选的问题，但至少在当今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上“贿”的对象不是官而是民，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如果各级官员的产生都能够像“村官”的产生那样，民众成为了被“贿”的对象的话，无论如何所谓的“情为民所系”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民主政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是人类政治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作为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政治标志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民主政治的根本属性，而且还需要在程序安排上保障民主政治能够真正得以具体的体现和落实，否则的话，人民当家作主是无法得以真正实现的。如果说民主政治也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究竟应当是什么，怎样才能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得以真正实现，是需要认真探索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后边亦步亦趋，而应当实现真正的超越，即真正实现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性，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够得到切实的维护和体现。在对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不能像有些“精英”们主张的那样，靠所谓的宪政民主来推进，所谓的宪政民主实质上仍然是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离开了真正的人民性，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区别又在哪里呢？那些宣扬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精英”们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为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还是为着什么，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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