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以来，中国大陆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经济学家便不厌其烦地探讨其中的原因，有些政治家也参与其中，他们把这种发展归因于廉价劳力，归因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或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我们先前很落后，等等。我们承认，这些或是原因之一，这些因素都是共和国国家形态的有机成分，但这些因素与其他国家没有质的差别，因此不是本质原因。
劳力、资源、市场机制，都有国家分别比我们更廉价、更丰富、更发达，而惟独中国高速发展，独傲群芳。劳动力不如印度、越南等许多国家廉价，主要资源我们多依赖进口，市场经济我们只是从当学生开始的，远谈不上什么发达，殴美日才是老师。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有五千年文化，但不是最长的，有儒教，被证明是形成超稳定的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因之一，也是近代衰弱的主因之一，这两个因素都没有让我们摆脱落后与挨打，当然，我们还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发展的速度显然不是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否则，就不要花那么多精力计划生育了。
大陆的精英经济学家真让我们大开眼界，也真正体会了一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资本化的头脑里只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心胸比台湾海峡更狭窄，眼光范围超不过华尔街的长度，思想也就不如韩国的泡菜坛子深，他们不懂不知道，也不愿意懂不愿意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只能听到任志强的咆哮，只能看到张茵的不满，也就只能理解王石的地震抗捐，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动辄上万亿的一系列重点工程，高效率的重大科研的组织，万众一心共建强国的意志，才是国民经济的钢筋构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能持续高速发展的本质原因。
至今有人不断地感叹，为什么成功的中国模式很难在其他国家推广，甚至有人借此对中国政府恣意谩骂和诅咒，把部分官僚的腐败和个别人的卖国行经无限夸大，认为这些是中国模式不能推广的原因。真正的共产党人，有良知的中国人民，是无比痛恨腐败和卖国的，也认为这种现象在某些范围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决不是主流，谁能相信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能领导国家取得数十年高速发展呢？
中国模式难推广的本质原因，和中国高速发展的本质原因是一致的，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本质差别，也是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一道鸿沟，同时，也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无比憎恨全力遏止的重要原因，是那场革命，其他国家尚欠一场革命。中国农民可以在一夜之间平分土地，从而开始那场著名的农村改革，前提是中国土地的公有制，而土地公有制是土地革命的成果，没有土地革命，其他国家想要发动中国式的农村改革，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当权者怕得要死，害怕被打了土豪。全部的中国改革，各行各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开始的，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开始的。
欣然接受中国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又非常害怕中国的改革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是帝国主义者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中国国内，就是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史的割裂，他们把改革前后的中国对立起来，无数遍地对比改革前后的富裕程度，以此炫耀市场经济的功德，为了加大这种对比的鲜明程度，不惜把改革前的中国描述成一个经济即将崩溃的国度，大加挞伐，极尽污蔑之能事，掀起人们对革命的恐怖和对集体主义的厌恶，这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本末倒置的。
共产党人是崇尚辨证法的，自觉采取辨证的思维形式，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是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和一个生命体一样，有一个辨证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从来都是首先把握整体，对事物的认识有一种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形式，这和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生命就是先有整体后有部分，受精卵在受精的那一瞬间 就宣告了生命整体的诞生，但还要通过漫长的发育过程才能分化出各种组织和器官，并最终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生命，这些分化或叫发育，有些是在母体内完成的，有些则是离体以后完成的。新中国的诞生前先天不足，积弱成疾且发育不全，市场经济这个功能主要就是建国以后，特别在是改革开放以后发育的，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市场经济不过是手段之一而且还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单靠市场经济三峡大坝需要等一百年以后才有人敢投资或才有足够的资本去投资，任何国家，靠市场也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高速列车而嘲笑前人的小火车，当然，也不能因为将来以后中国有了规模农业而嘲笑今天的包产到户，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顺应并引导这种发展。
建国之初，农民有了土地，但那时候的中国满目创痍，家庭成员不健全，毛泽东的医生刚要打起赤脚，人们还疾病缠身，平均寿命三十岁左右；那时候，袁隆平还半饥半饱地在学堂里接受着他的启蒙教育，人们还没有良种的概念，更别奢谈化肥和农药；从战场，从山头，从乞丐队伍中，甚至是从妓院和烟馆，从四面八方回到久别的农村，放下手中的钢枪或烟枪，而今他们要从事农业生产了，没有畜力，没有农具，更主要的是没有文化，没有起码的技能。如果那时候就要联产承包，恐怕大多数家庭也组织不起哪怕是最原始的生产。
那时候的中国人最大的发明恐怕就是“互助”，联合起来才是出路，互助组和合作社应历史之运而生，人民公社应历史之运而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生产应历史之运而生，通过这些组织，启蒙了中国农民，并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学校，送进各行各业。
尽管如此，尽管几乎是尽举国之力，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生产的粮食也不够全国人民填饱肚皮，历史考验着中国人的生存能力，考验着中共的党性。在粮食只能够一半人吃饱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党，和他的全体执政团队，坚持用都吃半饱的方式，避免了另一半人因饥饿而死亡，挽救了中华民族，当时发明的各种票证，如粮票布票等等，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在发生某种产品短缺时，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这种方法，如实行汽油或粮食的凭票供应，等等。可惜的是，这种感天动地的精神，这种可歌可泣的胸怀，在后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变了味走了样，本来是“战胜贫穷”，后来不见了“战胜”二字，只有“贫穷”了，好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只有贫穷。
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这些，还要知道，就在那吃不饱的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生产了当时需要的一切，不仅化肥、农药、良种、农具有了，机械化和大型水利设施遍布全国，工业门类齐全，国防体系初步完善，当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切之后，改革开放才成了必要，才有了前提，至今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如两弹一星等，如果不是那时候完成的，那就几乎都是那时候奠基的，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中国的持续高速的发展。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有些国家在完成革命以后就停滞了，不前进不发育了，有些走了回头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改革开放前后中共也都犯过错误，这是因为他们的道路都带有探索的性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把改革开放前后对立起来，它们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延续的，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节选自《台共及共产国际宣言》第一章《历史的观念》第一节《优越性的实践》
作者：费尔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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