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多思：论土地流转应当慎行

政经网郑州讯：日前，在此间考察中国农业改革的学者费尔多思先生就土地流转问发表演讲，并以此演讲向中共建言，他认为规模农业虽然势在必行，但在没有硬性政策配套以前，应当慎行，否则酿成千古绝恨。
 

他指出，已经注意到了中央政策中高度强调土地流转中的自愿原则，但他指出，如果没有硬性物质指标，仅凭自愿，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他认为，在“自愿”这个东西里，可以加进无数的东西，黄世仁就有理由说杨伯老卖喜儿是自愿的，因为他已经签字画押，利益集团能得到土地，就能让农民愿意。

他分析说，赌徒在输红眼时可以“自愿”以土地抵赌债，酒鬼可以“自愿”拿土地换酒喝，一旦这类人失去土地，就会沦落，而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强调指出，中国农民的土地，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作为生产资料，负担中国农业生产的功能，一个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的功能，片面强调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而主张土地流转，可能会铸成大错。土地流转必须要在农民有了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实行，不能仅凭自愿，生活保障必须有硬性指标。

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就没有了农业收入，这是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必须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才能付出，因此，土地流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等价交换问题。怎么样才是等价交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课题，要使失地的农民有个生活保障，就必须有稳定的生活资料，而且这个生活资料必须在城镇或工地，便于他们求职打工。满足这个条件的生活资料，恐怕只有房子，用城镇的房子换农民手中的土地，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

因此他说，土地流转过程，实际上和城镇化是一个过程，如果引导好了，可以让中国的现代化事半功倍，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说，联产承包以后，农民种地的的积极行首先是吃饱肚子和有利可图，这在改革开放的开始时是现实的，因为当时大多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市场经济之后，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职业的余地，因此有了收入的比较，这个时候，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就看种地有没有比较优势，当其他收入和种地收入相比，相差不是太大时，农民往往谋求兼顾地，而当其他收入较大或不便于兼顾时农民就会撂荒土地，但还不是完全放弃。

为了抵消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让农民有利可图，国家不仅取消的农业税，还对农民种地进行补贴，一年花几千个亿，但是农民手中只有二亩多地，尽管补贴，要想获得与其他行业的比较优势，简直是不可能的，除了承包大片土地的种粮大户，这种补贴对于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来说，效果几乎为零，而真正的种粮大户，因为有规模优势，并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去调动积极性，因此，国家每年用于补贴的几千个亿，大多都撒了胡椒粉。

我们每年还有几千个亿的补贴，是补贴给中间环节的，如粮食企业、农资企业还有流通领域，已经几十年了，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已经很大的，但是这种投入没有完全抓住主要矛盾，因此效果不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袁隆平的他们的良种和一系列先进的技术，中国农业将是一个什么局面。规模农业确实是势在必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农业的发展了，问题是要有大手笔的运做，要有高起点的思维，千万不能摸石头过河了。

通过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使中国农业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而不需要每年用力去补贴，同时，用省下的钱，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资料，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每年省一万个亿，也就和四川灾后重建的费用相当，但能解决一千万户的城市住房，用不了十年，就是一亿户，就有多一半农民进入城市了，如果配合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引导他们按行业分类转移，和国家的产业布局相一致，那么，十年以后，我过将有一大批专业化的中小城市，这个意义，甚至比土地规模化经营更重要。

他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议国家谨慎行事，先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演讲是在郑州大学小礼堂进行的，演讲以后，他和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回答了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