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批判--兼批超经济人

    说这种理论以偏盖全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已经不止是以偏盖全，而是盲人摸象了。人都离不开经济，都有经济性，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人都是经济人，更不能断定人生的目标就是实现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好比说，大象有鼻子，但大象不等于鼻子。

    先看实例。

    关羽如果活着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早就投降曹操了，就不会跟着刘备受罪，更不会在败于孙权时宁死不降。关羽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忠义耳。再说岳飞，如果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攀附秦桧同流合污，他所以招杀身之祸，就是因为他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从而被“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秦桧、赵构之流所不容。文天祥、海瑞、于谦、史可法、林则徐、左宗棠、谭嗣同、赵一曼、左权、张自忠、董存瑞、焦玉禄、孔繁森等等等等追求的，也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少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非要与“个人”沾上边，那也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疑者也许会说，上列人物都是万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不具有代表性。不错，上列人物只是极少数，不具有代表性，但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绝不止上列人物，除了那些名垂青史的以及比较出名的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舍身取义，舍己救人，舍身报国，不图名，不图利，就是为了尽做人的责任，为了对得起良心。1938年初，中日两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会战，云南部队两个军万里迢迢赶来参战，其中一个团长，说什么也要亲自带队冲锋，结果中弹牺牲。本来，团长可以靠后指挥，但该团长痛恨日寇欺中国50年，不亲自冲锋便不能解心中的恶气。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牺牲了几百万人，不排除有人参战是为了吃粮或被迫，但决大多数是出于民族大义。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劣势军队最终击败国民党的优势军队，不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靠的主要不是发奖金或许诺经济上的回报，而是信仰和精神。新中国建立后，某次解放军新兵训练中，新兵投弹，由于惊慌，把拉了弦的手榴弹掉在了脚下而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带队军官扑上去，以自己的身躯覆盖手榴弹，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如果把军官这样作为的原因说成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那是对烈士的赤裸裸的污辱。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利益。就是在私欲横流、腐败泛滥的今天，也有清官，也有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也有见义勇为的壮士好汉，也有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还可能有人要说，关羽宁死不降，是为了保全面子，是为了出名，那个文天祥，则干脆是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个云南部队的团长带队冲锋也是为了出风头等等，总之还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看法，首先抹杀了“义”，不承认义的存在，再则混淆了名与利的区别，把名也说成是利，不仅低俗，而且犯了常识性错误。这样龌龊的念头，恐怕只有经济人假定中的经济人才会有，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经济人看来，英雄们的行为，不是义无返顾可歌可泣的壮举，倒是反复盘算后的投机。可惜的是，当军官看着吓呆了的新兵和新兵脚下咝咝冒烟的手榴弹的时候，是来不及盘算的。扑上去，用自己的身子压住手榴弹，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对自己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能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位军官是没有机会算这个账了，只有经济人们替他算这个账了。

    当然，经济人假设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许多人就是自私自利，惟利是图，见财起意，见利忘义甚至丧尽天良。尤其在中国，从古到今，贪官污吏源源不断，奸佞小人层出不穷，就是经济人思想在作怪。秦桧、赵构之流自不必说，历朝历代都是奸臣和贪官辈出，严嵩、魏忠贤、和珅、李鸿章、汪精卫、成克杰等等确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现在的经济人尤其多，除了成克杰之外，还有胡长青、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李真、李友灿等等，骗子、妓女、小偷、盗贼、劫匪数不胜数，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偷盗抢劫、卖淫诈骗、杀人越货不胜枚举。有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成了货真价实的“超经济人”。

什么是超经济人呢？不妨这样定义，超经济人，就是超级经济人，是经济人中的经济人，他们或她们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追求别人利益的最小化。不仅要自己 “朱门酒肉臭”，而且要别人“路有冻死骨”。拿最近几年的国企改制来说，就是有些老总不仅要自己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而且要把广大职工逼到贫困线以下甚至逼上绝路。我吃了稠的，还不许你喝稀的，你只能喝西北风。再拿政府征地来说，给农民一些补偿，政府和官员（并开发商）也能获暴利，结果是政府和开发商暴富，同时农民也能勉强度日，但是，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只给农民象征性的补偿（和不给差不多），结果是政府和官员并开发商获暴利加暴利，同时农民失去生计走投无路或铤而走险。

    话说回来，经济人也好，超级经济人也好，他们人数再多，势力再大，也只能是人口的一定比例，不代表人口的全部。经济人假定认为人人都是自私的和人人都是经济人，还披上学术的外衣，不仅是错误的、荒谬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私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与经济人假定理论的出笼和蔓延不无关系。对这种谬论进行批驳和清算，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人常说，情义无价，可按经济人假定，情义不仅是有价的，而且都是交易的商品。骨肉亲情，也是交换，妇女生育，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对子女的亲情，也是为了换取回报，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婚姻，更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爱情、感情都无从谈起。这种明显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低俗主张，把人看得连畜生都不如，是对人性美的亵渎，而且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嫌。动物尚有舐犊之情，而况人乎？动物尚有爱情（例如鸳鸯），而况人乎？不错，确实有人拿感情做交易，确实有人把婚姻或色情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甚至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但他们或她们毕竟不是主体，更不是全部。在经济人眼里，所有的人都是连畜生都不如；在普通人或非经济人眼里，只是有些人，例如经济人、拿感情做交易的人等等，连畜生都不如。

    按照行为科学的理论，人是社会人，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分为多个层次，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等低层次的需要带有较强的经济性，自我尊重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等高层次的需要带有较强的非经济性，人的需要或追求不一定是或只是经济方面。从宗教学看，教义的主张，也重在精神方面，教徒的力量主要是精神力量。如果说有一种宗教主张金钱主义的话，那这种宗教只能是经济人假定本身，不妨称之为“经济教”。人，不止是经济人，同时还是社会人。经济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它可以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是人性的所有方面；经济学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它可以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但不是所有的学科。不能把经济性凌驾于其他人性之上，也不能把经济学凌驾于其他一切学科之上。

    人，不仅有需要，而且有秉性。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就是说人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天性是自然的，是不需要盘算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的秉性的表现，而不是他斤斤计较后的选择。依诸葛亮的秉性，他只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会是其它。抗日战争期间某日，秦岭上空，飞机翅膀上的冰层越来越厚，飞机正在坠落，大家都系好降落伞准备逃生，但叶扬眉（叶挺的女儿）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于是，周恩来把自己的降落伞解下来让给了11岁的叶扬眉。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也是周恩来的秉性使然。奸佞小人之类的丑行恶行，也是秉性使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奸臣，也知道自己无耻，但改不了，自己无法战胜自己。经济人也知道自己自私，也可能痛恨自己，但爹妈给的自私德性，改不了的。

    我们否定经济人假定，不是否定人的经济性。说大象不止是鼻子，不等于说大象没有鼻子。要充分重视人的经济性，正确利用和发挥人的经济性，但这与经济人假定是两码事。

    看来，对经济人假定进行批驳和清算，是非常必要的，联系到当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则仅有批驳和清算还不行，还得有剿杀。批驳，能使贪官污吏产生羞耻感，清算，有利于追回被侵吞的国有资产，只有剿杀，才能确保国有资产不再被侵吞。

见赵满福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mf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