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给我们出的题目：
面对公民或流氓，警察究竟应该怎样在场？
最近，上帝给我们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题目，分别让数字为6的警察，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对了分别表现为公民的杨佳，以及表现为流氓的林松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个案例中，作为承负着社会纠错职能的警察，就其个人来说，都在场的，但就其身份角色而论，却异乎寻常的呈现为了实际上不在场的异象。可以说，正是错乱了其身份角色的警察，引发、导致、扩大、加剧了这二场，原该被制止与被消解的刑事危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由这场公共事件，或许能使我们对某些被自己忽略好久的社会训诫，获得完整的澄清。
1：从注定要成为案例的杨佳案说起
照理说，被国家赋予了合法施暴权的警察，所呈现出来的行为表现应该是有差别的：
杨佳，显然是一位在自己国家的旅行者，在正常的行路时，不但遭受到了来自国家机关的执法傲慢，对方更能擅用职权，以路灯下看不清杨佳的租车凭证为借口，公然将其诱入派出所惩治，从而使杨佳遭受了无辜的司法伤害（我尚无力确定，那一定就是司法暴力），这种不虞之灾，引发并直接导致了其后的飞来横祸，并升腾为一场举国讨论的公共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论，无论是心理的，还是身体与生理的“伤害”，都不应该是包括杨佳在内的任何一位国家公民，从负有这种伤害行为的清除职能、从而理应是公民躲避该伤害的避风港——派出所，所领略并体会到的。
60多年的共和国，沉淀在我们心底里的价值认知，其实并不多，在我们的感觉上，警察、军队以及政府，当然就是我们的依赖者与避风港。国外的警察与军队，在执行公共秩序的维护时，武力驱赶群众，从来被理所当然的奉为在正当的职权行使规范，如果你因故而不行使，一定是违法的。但在我们中国人来说，除非我们能够预先在政治上宣布并证明对方为坏人或敌人，否则，警察与军队打人，根本不啻於就是对人民的宣战，对社会的背叛，对国家的颠覆，对共产党的挑衅，这种沉淀为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可不是一句与国外接轨，就能够混得过去的。
在此情况下，一个合格的警察，应该也只能以一种善意而尊重的态度，礼貌的要求杨佳出示或告知他，所骑自行车的来源；如果杨佳觉得满大街成千上万的人不问，偏问自己，而产生了某种被侮辱的感觉，那他就应该对杨佳的这种合理感受，报以尊重，并以一种善意而旨在求取对方尊重的态度，说明自己的立场与理由，而非利用职权，非要把人家弄到局子里谆谆“劝说”，解释了一夜，甚至不管人家有事没事，居然还敢热情的挽留人家住下，我不敢说还对种子岛施了暴。
在我看来，如果，您觉得您的智慧，足以识别任何坏蛋，那您就应该改行去做特工，别在这里祸害群众；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性子，无法忍受这种礼貌的低姿态，那您就改行，直接去做流氓；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态度已经够好了，那您就回到局里或警校补课，或申请心理救助；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上级允许并授意的，那您就直接将您的那位上级交待出来；如果，您觉得自己是盖世太保、或东厂锦衣卫，那就谁都有权力将阁下暴打一顿，并无需审判地直接送到监狱去关起来！所以，无论你打了杨佳没有，你将漫步街头的公民，绑架并扣押起来，都只能是典型的违法乱纪，甚至祸国殃民的行为。您现在这样的行为，既对不起您的这份职业，也对不起将年纪轻轻的您，果敢的栽培到督察室的老子与上级，更对不起他们赖以托佑的那个组织与制度。
在我看来，杨佳该算是一个极其理智、极其守法的好孩子了，他善良而不失为愚鲁的选择了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相信上天会善意的给他以最好的公正，一次次的千里迢迢自费到上海投诉，只是要抚平自己的那颗屡次受伤的心，只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只是要维护国家的正义，只是无助的要证明上天或许是善良的。
从薛耀那躲躲闪闪的证词：“我除了将该男子架进派出所的工作区域之外，没有接触过该男子，我肯定没有动手打过该男子”的自辩中，我们看到：他明示了自己没有打人这个事实，但是否这应该被理解为：他是在暗示了其他人的打人呢？
“我后来回到一楼，看见分局督察队吴钰骅仍在对该男子做解释工作。我就向当晚值班所长寿绪光汇报了这件事。吴钰骅也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这就是说：身为分局督察队吴钰骅，在杨佳多次要求督察警察介入一事的当晚，就已经介入了杨佳无辜被扣押一事。
我们姑且不问供职该分局督察室的督察民警，都很年轻的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全都是不同层级的衙内？但就其职责看，其所负有的责任，只应该是：对下级机关的违规与失范行为的纠正，而非维护，更罔论亲自加剧？而从极其负责任的上海警察，事后多次进京哄（吓？）杨家一事看，当时错待杨佳的事实，应该是明显的。这就是说：除非30岁的年轻督察吴钰骅，根本就是位瞎折腾的外行或衙内，否则他应该对此事负责。因为，对一位被号称正义的行使与维护者-----警察，所侮辱着的公民来说：他所代表的更应该属于一种“最后的公正”。
很明显，正是由于吴钰骅的失职，正是由于以吴钰骅为首的闸北警官的疑人偷斧，而非例行巡路，而非善意查证，而非公正纠错，而非善待公民，使得正常行路的杨佳，在派出所遭受到了远比随意侵犯路人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更为剧烈的心理，或许还有身体与生理的伤害。如果没有吴钰骅的出现，这只是芷江西路派出所的相关警官，其（习惯成自然？）的违规（是否就是实质上的流氓行为？）行为的例行爆发而已；但是，由于吴钰骅的在场，却足以让遭受无辜伤害的杨佳，悲哀的得出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彻底伤心与失望，更足以使人产生一种对法律与所谓正义的彻底伤心与失望----如果制度所设计的纠错与纠偏职能的承担者，都在加剧这种偏差与错误的话？
事发过后，冷静的杨佳针对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的权力，实施国家犯罪的吴钰骅们，苦苦发掘了各种道理与理由，耐心的投诉了半年多。或许我们的这位年仅30岁的年轻督察吴钰骅先生，真的就是坊间传说的王子式的衙内的缘故吧？总之，多次安抚杨家的赴京警察，显然并没有（所缺乏的是能力？还是意愿？）给予这些披着警察外衣，在以维护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为目的的派出所，以国家的名义恣肆的侵害公民正当权利的吴钰骅们，以适当的惩处，这就增强了杨佳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讨说法的动机。
坊间有人说：杨佳闯入政法大楼就喝问“督察室在哪儿？”，一直杀上21楼督察室，杀的最后一个就是吴钰骅。可见，这是杨佳与吴钰骅的一场对决，其他警官是因为挡路被杀。
但从法庭公布的资料看，似乎不太能看出这种挡路被杀的景观想象，似乎更多的呈现出了其逢人就杀的剧情想象，但就传说纷纭，而一直未被否认的，杨佳不杀女警与年老警察的情况看，似乎又可侧面的证实了这种未经确认的猜测。尽管有人说：杨母的被绑架案，沸沸扬扬的闹腾了这么多天，杨家的质疑轰轰烈烈的白嚷嚷了这么多天，却还不见任何最后的正义跑出来纠正它，只能从侧面印证了该案所牵涉的衙内们，绝对的来头不小。要知道，在经受全社会的浓烈质疑之后，还能让人家妈妈安心的“供养”起来这件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可是极其罕见的异象呢！否则，怎不见最高院、最高检、监察部、中纪委、人大、政协们出来查处并纠错呢？否则，法庭怎会宁愿冒着付出违反司法程序、丧失司法公正的代价，而坚不采用杨佳投诉的主要打人者高铁军的供词，并让吴钰骅与高铁军等人出庭对质呢？这种涉及到所谓潜规则的黑幕问题，不是我们，也不是现在，就能得到澄清的，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就法庭的审理迷局，杨佳的被冤迷局，警局的处理迷局，杨母的被绑架迷局，进行深度的剖析与评价，我只想讨论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就是：
面对公民或流氓，警察究竟应该在哪里？
面对公民或流氓，警察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在场？
遗憾的是，杨佳案既没有录像，也不公开调查资料，我们不敢瞎猜，否则只怕也会象那位倒霉的苏州老兄那样，一夜之间查出ID，然后就“啪”的给关了起来，即使是为了任何正义的幌子，咱也不愿意拿鸡蛋碰石头，不要告诉我说众多作为鸡蛋的网友，团结起来，还不是将蜿蜒重帘这么块风化了的石头，给打破了个洞来迷惑我，咱好歹也知道点化学知识，即使是块石头，也是有比重与密度之别的，比如“红巨星”里的石头？这句话听起来很暧昧？那我就说是白矮星，或其它不致被误解的星种好了，咱也好怕被大义凛然的关起来哦！
最后，也要批评杨佳这孩子：你小子怎能这么轻生呢？对得起辛苦把你拉扯大的的妈妈吗？自己被关不说，还惹得妈妈被绑架，在一个被隔绝的状态下，为你担心受怕，度日如年，这字我实在打不下去，我只想说：他们从来都把你这种人当蚂蚁捏的，你杀了那么多人，大概还都杀错了吧？下辈子再遇到这类倒霉事，记得别跟他们硬碰，毛主席红旗下长大的孩子，怎么能不懂得该进行非对称的对抗呢？要都象你这样，能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吗？
2：六提瞎：那错用了地方的智勇双全
杨佳案的迷蒙太多，未足以支持我们的下述讨论，即：
面对公民或流氓，警察究竟应该在哪里？
面对公民或流氓，警察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在场？
好巧不巧，又来了个六提瞎怒杀林衙内案，在这个案例里，智勇双全的六提瞎，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地给我们，其实也给一心要追求社会公正的杨佳，彻彻底底的上了一堂如何进行非对称的对抗的大戏。
说实话，当我看到六提瞎的机智勇敢，回想到杨佳的追求公正时，再次狠狠的相信了：世间原没有废物，只有错放地方的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命运将六提瞎穿越到抗战时会怎样呢？绝对是游击战、麻雀战之类智慧战争的高手；如果命运将杨佳穿越到正在寻找真理，寻求社会正义的时代，又会怎样呢？绝对是最真诚、最有原则的主义奉行者。什么叫做乱世出英雄？只是治世没办法让朱可夫们出头罢了。
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总有些身强体壮的豪杰，譬如程咬金，治世只得打人坐牢，来世就能斩将封侯，为什么？在他们的身上，总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正是这颗不安分的心，使他具有打人并杀人的能力与素质，所以，当苏东坡看到章惇胆敢走过架设在悬崖上的独木桥时，就敢预言说：章惇一定能够杀人。
六提瞎与林松岭们，显然都是这类好汉，行为选择的差别只在于彼此的职业与身份约束的规制而已。易言之，易地而处，他们应该都是很善于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机智的收拾掉对方，而能使自己巧妙脱身的“大侠”。事实上，正史里的“大侠们”，其实也都是这么在国家法律的空隙下，来遂行其杀人行径的，无有例外。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六提瞎与林松岭们，基于职业与身份约束，所遂行的行为选择：
六提瞎们全都是拥有被赋予了合法施暴权，承担了社会不公正行为的纠正职能的警察，他们知法犯法的大开无照车，谁人敢管？超速，谁又敢说他不是在执行公务呢？说咱开车擦人？咦，我怎么看你这小子不像个好人呢？居然敢指责咱？那咱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眼下这便衣样貌，作流氓状，引蛇出洞，顺便让弟兄们将你们这些小子给抓起来呢？别人搞事，还有怎样摆平这么个麻烦，警察搞事，想要伪装身份，咱就不暴露身份，一见势头不对，就拿警察这个身份来遮掩，随机应变、进退自如。
前面我们说过了，只要是有本领的人，一定都有能力欺负人；有能力欺负人的家伙，基本上遇事就敢反抗，就敢扳回委屈，无论是杨佳，无论是被警察擦到身体的体校学生，显然都属于这种“流氓”或曰“刁民”；既然被归类为“流氓”及“刁民”，哪能没个什么案底呢？嘿嘿，那还不是任由咱哥们收拾吗？。于是，自己擦了人之后，就敢拍着人家的肩膀，指着鼻子，挑衅的叫嚣道：吓着咋地啦？似乎还作流氓状，极有底气的不许人家进门。
被他指着鼻子恐吓，并不许进门的胖子，虽然也是体校的学生，但显然明白自己遇到了刺头，畏畏缩缩的不敢进去，但终于被其女友给苦苦劝了进去。22时10分00秒，胖子进入酒吧，红箭头指示的警察在台阶上往下走，头朝后看，林松岭则在台阶下等待其同伴。
22时10分03秒，红箭头警察发现胖子进入（马上有个明显改变行走路线的动作，本来往台阶下走的，突然向上冲了，因为他发现胖子进入了），镜头左上方的所有警察和箭头警察的配合极为默契，立马从对胖子形成了包围。看见同伴被打，林松岭的反应相当快，立马从台阶下上去救场，但被推下了台阶（可以看出警察是针对胖子的），林松岭又上去再打。
力量对比：胖子没进酒吧前，台阶上5个警察，2个同伴，胖子在外面，1个警察在下台阶，林松岭在台阶下等同伴。胖子进入后，6个警察包围胖子，林松岭上去，台阶上呈6警察对林松岭及其3同伴。
接下去，林松岭和警察打到了外面，但小打了一下就停了，外面一共是2个警察，林松岭、1个同伴，还有一个女伴；此时酒吧里面就是4个警察，1个同伴1个胖子。林松岭又进去救场，外面的一个警察试图拉住他，但被甩开，里面显然处于打斗状态。
第一阶段结束，林松岭他们很明显都吃亏了，这就激怒了林松岭的第二波打斗。但经过编辑组合，前后错置，颠倒黑白的视频，却故意选择性的把林松岭强势化，把警察弱势化。
据当事人车亮介绍，从酒吧出来后，他就一直向一身穿蓝衣的男子商量说：“拉倒吧，别打了”。杨森则说，这时走出一白衣男子一直在骂，“我就冲过去打穿白衣服的，但马上就被几个人推到墙边贴着打。”在现场监控拍下的视频中，这一环节显然就是死者凶猛的欲冲过去解救杨森，而被对方拦住，之后又曾上前袭击对方的镜头的来历。
再下去，被选择性公布的镜头里的警察，不知道是自觉占了便宜，而有所收敛；还是猛地记起了娱乐场所的某些特定地段，都有摄像头的缘故，确实没有施展出太多的武勇，但基本上全都配合默契，总是能够在取得局部优势的情况下，对林松岭们开打；但既便如此，经由剪辑了的视频，依然特地的遗漏了多个警察扯着林松岭头发，将其揪打出酒吧的事实。久经沙场的警察，显然没能料到瘦弱的林松岭的武勇，终于被亟欲报复的林松岭，一砖头敲破了头。这里，我们记起了上海警察，似乎也都对这种面对面的莫测战况，非常不善应变，而吃了亏，不同的是：林松岭留了他们的血，杨佳则要了他们的命。
几乎全世界从古到今的黑道流氓打架，都有一个习惯性的默契，那就是除非事态严重失控，除非对方意图让其付出超出彼此争执程度的非正常代价，否则，还都是有些分寸的，不过头破血流、伤筋动骨而已。但从来没吃过亏的警察，显然不能忍受头被打破的耻辱，于是，不知道是否出于算计的考量，总之，设法将林松岭追到了非监控区后，终于下了杀手——对着落单的林松岭，没头没脸的暴打了逾六分钟之久。等到林的同伴随后追过去时，对方已经速战速决，颇有八路军打鬼子风采般的胜利消失了。
在这里，我所看到的则是：一群负有消除社会伤害行为的清除职能、社会公义的维护职能的警察，无耻的利用国家赋予他们的可以暴力行使权，卑鄙的利用对娱乐场所录像点的知悉优势，在镜头前狡诈的扮演着受害方，为自己制造忍辱负重，正当防卫的借口，然后再抓住机会，将对方迫入非监视区，凶相毕露，猛下杀手，不留活口的殴打致死。考虑到镜头前后的身手与手段，似乎这已经不是正当防卫之类借口可以解释的了，这简直比黑道还放肆，还恐怖！流氓打流氓（警察），头破血流、伤筋动骨而已；大概只有进退自如的警察打流氓，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置人于死地吧？这种事，绝非孤例，在时常出现的警察杀人，或警察威胁杀人中，所在多有，记得就曾有警察干涉人家谈恋爱，拔枪把男方打死，还狡辩说：我已经掏出了枪，但他还是凶狠的扑上来，显然这是要对我实施远比枪械更加严重的暴力。
大哥，如果你们都是这么想的话，估计13亿中国人，肯定要被你们枪毙12亿的，原因就在于：在我们的脑海里，警察是人民警察，怎可对我们人民动武，甚至拔枪呢？在我们的脑海里，只要阁下这么做了，立马就变成了小鬼子、蒋匪军、军阀土匪之流了，除非你让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把这种认知给改了，否则，这样的惨剧不要太多？
3：警察，在场的应该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
对任何形态的社会体制来说，出现人际与社会纠纷，永远都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必然，在众多的历史或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当然可以将最多实施这种触犯社会规制的人群或阶层，以及将遂行该行为的预期特征，进行有利于识别与防范的归类，但进行这种旨在进行社会防范的识别性归类，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力根据我们哪怕以百分之一亿的规律，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被您判定为非规制行为的实施前的任何阶段，进行所谓“正当”并“合理”的预防范措施。理由很简单：介入该行为的时机，决定了你遂行该阻止行为的合法性。
很显然，上海警察与六提瞎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作出了自己的错误选择。
我时常充满善意的这样来看待我们的上海警察，他们一定时刻对各种的社会不良现象，充满了警觉感。在他们看来，杨佳与其印象、想象以及幻想中的坏蛋一定挺相似的，尤其还骑了一辆经常被偷窃的时髦自行车，再问下去，这小子还不是阿拉上海人，即使是牛哄哄的北京人，千里迢迢的跑到咱地头上租辆这么时髦的自行车的几率，似乎也不大，当然应该叫下来问问了？不问还好，一问更可疑了，居然反倒查问起老子来了，甚至还似模似样的把那张破纸片，只是在我眼前晃悠，更居然胆敢怀疑老子不是警察，更甚至还要打电话到督察室去，这他妈的也太嚣张了，分明就是刁民一个嘛？否则哪敢这么嚣张？
照理说，该警察的这种觉悟，其实倒也没错。我们都还记得，许多独裁者就是用这种火眼金睛，一举识破了各种不服管的危险人物的；就世界而论，大家也都是这么识别坏蛋的，譬如鬼子进中国那阵子，只要看到不给咱皇军鞠躬的，一定不是良民，把他给喀嚓了，一准没错。所谓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过三千的那句老话，说的可是忒好了。
你可别跟我说那是敌我斗争，这是人民内部斗争，没看见那些钉子户吗，咱龙勇狼先生阁下，不就是火眼金睛的直指他们就是刁民吗？不是刁民？不是刁民怎么鬼鬼祟祟的拿了张破纸片只是晃悠，却不敢给咱检查？就你这种小子，谁知道是不是拿了哪天，甚至哪辆车的租车押金来忽悠老子呢？偷汽车的主，咱老子见过的可多了，什么手续不齐？什么证件没有？最后还不是都被抓住了吗？所以，咱得把你给弄到局子里去，仔细查查再说，万一你小子有什么案底呢？在立功的同时，顺手收拾你小子，不但顺理成章，亦且光明正大了。
在这里，我模拟的情形，或许不是骚扰杨佳的那位警察的真实心理，但就一般性的逻辑推衍来说，在道理上还是成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做事，甚少有不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抓住有利于自己的理由，来充实并加固自己的立场的。反映在我们的待人处事方面，就比较容易导致：用被社会公认为正当并合理的理由，来羁绊你、来牵制你、来围魏救赵你、来杀鸡儆猴你、来恐吓利诱威逼你，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在具体运用的方式、节奏、过程、程度等方面，无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感受而定的，古今中外，莫此能外。
对警察，或者说对该行为的遂行者来说，当然拥有着太多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必然性，但当我们从遭受者的角度来看待并感受这种行为的时候，偏差就产生了：
满大街的人，你都不拦，为什么偏来拦我？这不是歧视与侮辱，那又是什么？
我就这么点小事，为什么要装神弄鬼的把我关一夜？
我的押金条，如果是那么容易假冒的话，那作为管理机关的你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发现，并规范出一种能够被你们轻易识别的证件呢？
如果，你们未能这样做，那为什么就该作为承租人的我们，来担负这种查证成本呢？
尤其是，当你的这种查证成本，剧烈的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甚至是游玩的时候，凭什么由于你们的未尽职，而让无辜的我来做这个倒霉鬼，承受你们失职的代价呢？
在这里，杨佳有否被打、督察室有否护短，都姑且不论，就是按照正常的警务程序，其实就已经对公民的权力，实施了侵犯。
或许，有人会说，这简直就是对警察的刁难嘛！
咱警察，辛苦不说，警力不足不说，就是从社会规制的角度而论，如果因为轻忽，让坏人跑掉了怎么办？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我只好骂您一句：大爷您，未免也太颟顸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
大哥，警力不足，您就增加警力，尤其是您就增加正规的警力，可别出事了就是临时工干的，就是前任干的，全都跟你们没关系。
对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我们养活你们是要获得安全、是要获得尊严、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才是你们警察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们这些蠢货，不但没有能力抓坏蛋，还总是诬良为盗，还总是欺软怕硬的把我们这些好人，给弄进去、关起来，我不知道，那还要你们做什么？
您不服？
那我问你，如果老天要是哪天突然发癫，把你们都给弄去国安局，那您是否会把我们全都给当作间谍给枪毙了呢？
你说，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我承认，的确是有些过分了，但就其实质而论，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或者说，如果您的上级要是发现局里有警匪勾结的现象，但因为抓不到真货，只是因为猜疑，觉得您就很像那个坏蛋，而把您给抓进去关起来，照着杨佳的待遇给您享受一回，如果您觉得冤枉，接待您投诉的家伙，还敢以其所代表的职能机关的名义，收拾你，断绝您的伸冤侥幸，你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吗？很有成就感？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您的考验吗？
如果说，您不愿接受这种无辜的伤害，那您凭什么要求杨佳，以一种观世音如来佛般的博大胸怀，来欣然的接受并爱戴它呢？实话告诉您：就您的职业来说，您应该比杨佳更有银河系那么大数字的道理，来承受并领略这种误解。因为，这是由您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就像一位反间谍人员，比您更有理由、更有责任、更有胸怀的来坦然的承受这种怀疑一样，但作为普通的公民，却没有任何、丝毫的理由，来承受这种屈辱！
对警察来说，当其面对公民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其：必须善待公民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他绝无任何理由对一位公民进行有罪推定，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公然猜疑。其所应该的，只能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从人民的切身感受，以及公民的利益考量的角度，而非从自己的功勋与政绩的利害算计的角度，来对待人民所面临的任何事情；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理由怀疑什么事情了，也只能以一种祈求合作、乞求配合的姿态，来求请公民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来配合您；如果他拒绝配合，您可以基于个案特许的原则，去申请法律程序，以迫使他在法律指定的地点，来履行其这种被指定而特定的公民义务。用句电影里的术语就是：作证。
你说，咱们国家没有这种法律？
靠，那只能是你们整个部门的集体性昏聩无能不作为的责任，应该不是别人造成的吧？
对你们来说，如果在自己的责任履行过程中，发现需要法律对公民予以作证配合的制度安排的话，那就就此事进行深度论证，以求逐步的完善您们的职责履行能力。
对公民来说，如果他们希望以一种无罪推定，不得随意打扰的方式，来进行其生活安排的话，那他就有责任与国家、与法律进行这样的契约交换；亦即：牺牲伪证自由，获得生活自由，获得国家对其权力利益的完善保障。
如果他不配合，甚至撒谎怎么办？
我先问你：他在现在的这种情形下说谎，你们有什么办法来治他吗？
没有，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完善的设计了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话，如果他胆敢伪证，您就可以将其送到监狱去。如果他具有克林顿般的狡诈怎么办？那只能委屈您苦练问话技巧；如果他拥有陈水扁般的无赖，而你也无力抓住其把柄怎么办？那么，抱歉，他就该是无罪的，就像全宇宙都知道是辛普森杀了他的老婆，可法庭就是十多年的时间，也无法判他有罪一样。干什么事情，不是有得有失呢？进行制度设计，当然也有这种问题了，这是无可避免的必然，对不对？
对警察来说，当其面对流氓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其：必须以一种称职并合格的责任承担者的姿态，大无畏的扑上去制止他。但我们发现，现在又回到了前面所面临的问题了，亦即：在怎样的情况下，来遂行这种阻止呢？答案只能是：当您明确发现他的下一步行为，对社会、对他人，具有一种能够直接预期的危险时，你才能这么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游行示威时，许多警察只能警惕并呆立在那里，只有发现对方作出一种突然的、有可能超出您正常反应范围的疑似危险动作时，才可以扑过去抓他；如果您不太能够确定，他的这种疑似危险动作的程度与目的时，您就得降低您的反应程度，只以制止其特定行为为目的，而不能以导致他受到不可复原的伤害为目的。
就你们警察的反应方式来说，它不能是严格的程式性反应，只能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的随机应变式的即时反应。搞错了怎么办？没办法，错了就得承担责任；经常错怎么办？经常错，只能说明阁下您并不适合做警察这种很有前途的工作。这事儿，其实你们比谁都懂，多看看香港与欧美电影就行了，我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具体到六提瞎事件，假装流氓（但故意超速、开没牌车，依然是犯法没商量的），诱因疑似流氓犯事，趁机抓他，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应该注意可别让对方抓到阁下的把柄，尤其不能让抓扬帆的北京政法大学的那帮爷们抓住把柄，嘛事没有的扬帆，都能被他们以莫须有的方式，给搞出事情来，搞你们这些蚂蚁，那是太容易不过了。换句话说，耍聪明可以，但场合的判断，机会的拿捏，可就得自己拿主意了，千万别偷鸡不成蚀把米。要这样开解自己：做任何事情，即使您不耍聪明，不投机取巧，也难免要马失前蹄的，既然咱入了这一行，没办法，哪能不守这行的规矩呢？哪能不承担这行所特有的风险呢？当然，我可不愿意鼓励你们说什么，富贵险中求，这种害死人的道理。
具体到这二个案例上，别人是否有错，姑且不论，警察的反应与应对，全都大有问题。杨佳一案就不必说了，六提瞎的行为，根本就跟警察的法定社会责任搭不上一点的边，完全是一些远比流氓们更加恶毒的黑手党，如果有人说，面临林松岭剧烈反击时，应该立马改换身份，掏出枪来，以制止暴力的名义，将其击毙，我都不想反驳，气得只想煽他的臭嘴，并且要告诉他：跟他这个混蛋来说，六提瞎们还算仗义，还知道自己跟人家只是各界有错的私怨，如果真的那么做的，那可就比镜头前装蒜，镜头后杀人的卑劣，更加的卑鄙到极点了。
如果非要我给你们说句贴心话的话，那我就这么跟您说：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而故意的省略了许多递进了的态度与程序，理论上是可行的，还是那句话，眼头活泛点，认准鬼子再拉弦，实在认不准的话，就等到认准了再拉，实在不行，就辛苦些，把那些个应该被您省略的程序，加倍的复杂起来；把被您稀释了的态度，加倍的浓郁起来；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就是这个道理了。
如果非要我给你们提个醒的话，那我就这么跟您说：也许您是个胆小鬼，活雷锋，可杨佳并不知道，今天的这位杨佳愿意选择跟您拼命，可明天的那位杨佳，说不定会把火撒到您的孩子与家人的身上，也说不定，您可别告诉我说，这也太毒辣了吧？对他来说，您们这些个警察，还不都是整人而从不吃亏的主么？既然您自己犯事了却不认账，您的上级又制度性的保护您，那您在他的眼里，可不就是个顶了个金钟罩的狠角色么？他一个气不顺，走岔了道什么的，还真就是说不准的事呢？您说是不是？
总结：当我们面对公民或流氓时，在场的应该是警察，而非流氓，警察是一种身份，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由国家、由政府、由社会、由人民，所赋予您的不容推却，不容省略的道义、责任以及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并不能随着您的上下班而被免除掉，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所出的这个题目的标准答案，尽管是用数条人命换来的，但只要现在醒悟了，应该还不算太迟。
共勉吧，老兄！为了您的前途，为了您的家人，为了您的职业，为了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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