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总要先造舆论”，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精英汉奸们也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惜的是，他们用错了地方，他们用在人民大众身上了。难道他们不知道人民大众是水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们把大海搅得波涛汹涌波浪滔天，难道是想自沉吗？
“仇富”就是精英汉奸们硬戴给老百姓头上的一顶大帽子，在他们的眼里，穷人是穷得不思进取了，不但自己要过穷日子，还要拉上富人，这可真是十恶不赦！出于对富人的忌妒，害了“红眼病”，谁富就要跟谁“急”了。照此看来，仿佛只有他们精英汉奸才追求富裕民主文明，老百姓只喜欢贫穷愚昧野蛮。如若那样的话，当年毛主席领着穷苦的老百姓闹革命干嘛啊？为什么革命胜利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继而还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就是想过上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幸福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开开心心的日子吗？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渴盼富裕啊！“仇富”的言论从何说起呢？
七月份袁隆平买车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报道说袁院士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了，还要买一辆奔驰敞篷车。与往常网络中总是充满讨伐声不同，对于袁隆平买车，网民却一边倒地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 这与先前的无情鞭挞某些富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给了“仇富论”者最有力的回击，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更是值得深思！难道袁院士不富吗？为什么不见讨伐声呢？
原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靠合法劳动富起来的人，以及那些对社会充满责任和爱心的人，公众是绝不会“仇视”的，相反，会像对待袁隆平一样，理解、宽容、发自内心的钦佩、尊重和支持。
事实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但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吗？按精英汉奸们的逻辑说来，他们所向往的英吉利美利坚早就是社会主义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让少数人富还是让大多数人富？我们看到，三十年来，在“先富论”、“两猫论”的指导下，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了，但这是以广大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牺牲为代价的。中西部地区如矿难黑砖窑问题不断的山西，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则跌入了灾难更加深重的深渊！
君不见官商戴着人民公仆的红顶，大搞贪污腐败，用人民的权力涨满自己的腰包；君不见资本权贵在积累财富时，靠的是建造豆腐渣工程、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青山绿水、拖欠民工工资。他们以“成富不公”演绎了一夜暴富的神话，同时又“为富不仁”、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目空一切。甚而至于，为了钱财雇凶杀人，为了利润不惜铤而走险，马克思早就戳穿了他们的丑恶的嘴脸，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三鹿事件不就是一个明证吗？他们拥有了财富却没了精神，没了良知， 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感。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其上缴的个人所得税不足国家个税收入的10％。中华慈善总会的一项统计表明，该会所获捐赠资金70%来自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
这就很明显了，精英汉奸们为什么动辄斥责民众“仇富”呢？原来他们妄想勾结成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法律和制度的诉求，洗清财富原罪上的血污。富人与恶人纠缠在一起，化而为一个，堕落为汉奸走狗鹦鹉。所谓“仇富”论，不过是他们带着财富归属的惶恐，“先造舆论”，为自己遮羞，对公众先入为主的一种反诬。
所以，我们仇他们不是表象“面子”的富，而是本质“里子”的恶！我们不 “仇富”，我们羡富！我们不 “仇富”，我们仇“恶”，仇“贪”，仇“腐”，仇 “不公”，仇 “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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