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能有人还记得，不过大多数人也许都已经遗忘，时间会抹平很多记忆的，无论这记忆在当时是多么的令人撕心裂肺。但现实总是很残酷，常常出人意料的去揭开那些即将愈合的伤疤。马加爵走了，临死前他悟出“有信念的人是快乐的”，然后告别了这个世界。四年之后，杨佳来了，同样带着骇人听闻的残忍新闻来到了世人面前，这一次，他带来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个性标签。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意识和性格当然也是环境的产物。但令我想不通的是，马加爵和杨佳他们都是沐浴在改革春风中成长起来的80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心里仇恨种子的疯狂生长，以至于最终用最激烈、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两个都是可怜的孩子，一个心中充满委屈和仇恨的人是让人可怜的。当恨象毒蛇一样绞缠在一个人心里的时候，那个人是痛苦的，他会被自己的心里的仇恨绑架，眼睛会被蒙蔽，看不到生活中的阳光，会一直被这条毒蛇牵引着走向深渊。马加爵和杨佳都很不幸，当他们被毒蛇缠上时，没有谁去帮他们，他们无法解脱，只能任由仇恨支配他们的行为，最终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奉上了恨的祭坛。
关于恨，成唯识论是这样解释的：“云何为恨，由忿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通俗点说就是人心怀怨愤无法摆脱，因而生恨。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心里的恨当然也是环境的产物。那么环境到底注入什么样的信息才会令人“结怨不舍为性”呢？作为一种高等级动物，人是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的，所以当环境威胁到人生存的时候，人会主动寻求更安全的环境，所以“不舍”往往不是因为人喜欢“结怨不舍”，而是环境让人无法“舍怨”——如果没有能力离开“含怨”的环境；或者所有的环境都“含怨”（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去哪里找白乌鸦？），那么很自然，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无法“舍怨”。为什么很多人“修行”需要“出家”？无非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发现“真我”的小环境，要摆脱贪嗔痴的劣性，最方便的法门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贪嗔痴的环境，只有自性不迷，方能入世不染。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恨”这个话题上来。
其实，不公平的环境是仇恨的土壤，因为感到不公，所以才会产生寻求“一个说法”的念头，执着于此，于是就生“恨”。无论是当年的马加爵还是现今的杨佳，他们无一不是用暴力和血腥来表达他们遭受不公时的愤怒，而正是这种不可抑制的怒火焚烧了他们自己的理智和别人的生命。而“不公”这种感觉是怎么进入他们的头脑中的呢？当然是比较而来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环境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位置的。“不公”的后面往往还有另外一个字——“平”，平等的“平”，没有平等，就没有公正。人是物质的，但更是精神的，物质上的平等固然重要，但精神上的平等才是人关注的重点（当然物质平等又是精神平等的基础）。当人的尊严被另外的人践踏，那种不平等的屈辱感正是仇恨的种子。那些强势群体，每一次肆无忌惮的践踏，都是在浇灌弱势们仇恨种子，而一旦这种子发了芽生了根，其爆发出来的力量往往是毁灭性的。
马加爵和杨佳的仇恨还有一点点不同。马加爵的仇恨有具体的对象，就是那些欺辱他的那些人；而杨佳的仇恨却变得比较抽象——闸北警察。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而要和谐就得避免对立，更要避免群体间的仇恨。而一旦仇恨有具体变得抽象了，那危险也就开始了。这种仇恨用一个历史名词来说似乎就是阶“层”仇恨。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避免这种情绪蔓延。但首先是得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如果要自欺欺人，那只能说今天真是阳光灿烂，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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