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在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
前阵儿写了《政策、言论及民族关系》一贴，大概讲述了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主要是想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某些政策发表某些言论时应持审慎态度，万不可盲目一刀切，否则危害大矣。看到《文革时期民族政策》一文后，觉得有必要将亲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一些琐事再详细说说。
我当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部队组建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那个部队的孩子，最大的是在1965年左右出生的，70年代出生的较多，且父母是双军人的孩子居多。因部队周围都是维吾族村庄，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请维吾尔族阿姨帮忙照看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为此，部队领导曾三令五申，要求全部队的人，包括家属小孩，都要尊重民族习惯，不能做破坏民族团结的事。
那些阿姨穿的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她们早晨来晚上回，中午自己做着吃（因为部队没有清真食堂，食猪肉的汉人做的饭，即使全是素菜，她们也不吃。）。听父母说，为了尊重维吾尔族阿姨的民族习惯，当时请了维吾族阿姨的人家都专门新买了一套炊具碗碟给她们用。
请汉族阿姨的人家，汉族阿姨除了带小孩，还要帮忙做些家务活，但维吾尔族阿姨只带孩子，她们的工资是一样多的。请维族阿姨的人家，每月除了给她工资，还会在疏勒县的巴扎（集市）上买些羊肉让她带回家。
那时，大人嚼碎食品再喂给孩子的现象较常见，汉族阿姨、维族阿姨不少人都这么做过，没见谁家大人，因为阿姨来自农村，因为阿姨是少数民族就觉得她脏，觉得她不卫生。从这件小事足可以看出，当时，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基本是无分彼此的，至少，汉族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种大汉族主义。
我小时候，部队过春节办联欢晚会时，叔叔阿姨们跳的维吾尔族舞蹈就是他们在文革期间支农时跟维吾尔族群众学的。有些擅长语言的叔叔，在支农的过程中，还学会了维吾尔语，甚至能够与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用维语进行简单对话。
我父亲他们通过支农，结识了不少维吾尔族朋友，时常被邀请参加维吾尔族婚礼。印象中，每当要参加婚礼之前，父亲他们支农小组的人就要分工采购，你买一对印有红双喜字的暖瓶，他买一对绣有鸳鸯图案的被面等等，采购齐全，到了大喜日子，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带着礼物到某个村庄喝喜酒去了。婚礼上虽然有当时风行全国的历史印记，但也少不了宗教仪式和民族歌舞。我一直为自己当时太小，没能参加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婚礼而遗憾至今。
在我上小学后，回家路上走村过庄时，可以看到几乎每个不算小的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还曾参观过一些村小学，学校里的陈设和我们的学校一模一样，墙上或黑板报上的文字看不懂（全是维吾尔族文字），但墙上挂的画像却是我们熟悉的，毛主席、华主席、还有马恩列斯的画像，画像上印的文字也是维吾尔族文字。而宣传画中的主人公则全是维吾尔族群众的形像。
我所在的那个汉族学校，每个班有两三个维吾尔族同学。维族男生的穿戴与汉族男生差不多，维族女生人人头上都扎着几十根细长的辫子，由艳丽的纱巾裹着，在长裤外还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裙子。所有民族的同学课间时一块儿玩闹，学习上，汉族同学主动帮助维族同学进步。一直到我转学走，从没出现过汉族学生欺负本校维族同学的事。
部队当时用来接送我们上下学的那辆大卡车，差不多就是“招手停”。一路上，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行人，只要招手，车就会停下来搭载他们一段。如果是负重的行人上车，司机还会帮忙把货物抬到卡车车厢里。只是后来，因为民族关系日渐紧张，没有哪个司机敢轻易给招手的路人停车了。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疏勒县城乡，戴面纱的少数民族妇女渐渐多了起来。那面纱很厚很长，从头顶一直垂到脚脖，从外面是看不到面纱里面的。80年代以前，只有个别少数民族的老年妇女戴面纱。
出于好奇，我曾问过班里的一位维吾尔族女生。她说这是她们的习惯，结了婚了女人是不能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到的。她说她姐姐去年结的婚，戴上面纱很闷而且感觉很孤独，初戴的人极不习惯，因而有一次出门忘了戴面纱，回家后被姐夫暴打。我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规定现在又有了，那位维族女生也说不清楚。她很忧郁，因为她第二年秋天也要退学结婚了（即我上初三的第一学期）。
现在想来，文革期间禁止的可能就是戴面纱、早婚之类的不利于少数民族妇女身心健康的民族习惯吧。
至于蒙古族，没有接触过。但从前几年倍受追捧的、抹污那个时代的《狼图腾》中可以看出，蒙古族的民族习惯并没有被限制，起码我没有从书中感受到这一点。相反，汉族知青平日里也穿着当地的民族服装，按照当地的民族习惯生活着，还捎带着学说当地民族语言，尤其是在公社围猎狼群场面的描写中，就提到了蒙古族妇女穿的多彩的蒙古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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