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闭幕发言中表示，近代中国一直在过“穷日子”，政府过去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在中国金融学会和《金融时报》主办的2008中国金融论坛上，周小川对“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人了进一步说明，主要是指在扩大消费内需方面缺乏更具效率的举措和体验。
在我看来，周小川是替政府谦虚了。要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把出口品打回了国内，是没有人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消费内需问题的。
诚如周小川说的那样，中国消费内需的变化中“从90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逐步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降到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50%，甚至有可能略低于50%的水平。当然今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以前的数字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而且，“基本上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在这10年中，中国从未像今天那样，正儿八经地把扩大消费内需问题提了出来。其实，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刺激消费方面的取得的成就同样是有目共睹、举世瞩目的，要不怎么称得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刺激消费方面的取得的成就有多大，用我个人感受中表达，就是中国百姓早已就不是自己钱包的主人了。
从“凭票供应”到如今“供大于求”，是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百姓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带来了“摧毁性”的冲击。我们可以从如下例证中体会到：
在原来的柜台销售模式下，绝大多数人购物还保持应有的冷静。就是特有钱的主也常常因自己性格内向、售货员的冷脸等因素，使消费被抑制在一个较低的度内。超市模式的兴起，售货员的冷脸不见了，琳琅满目货物伸手可得，无论是富人穷人可以随意拿来看、摸、闻。在开放的环境下，百姓的钱包的开放度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了，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 “超购”了，把原来不准备买的也买回了家。
如果说现金消费还能时时提醒人们“心痛”的感觉，那么刷卡消费就常常使人不知不觉地破坏了“量入为出”的消息准则。结果绝大多数人的各类预算被彻底粉碎，而且这种情形会被不断重复。
商家打折、赠券、金卡、银卡等促销手段，也总是“打遍江湖”无敌手，消费者常常得了大便宜似地不断打开自己的钱包，并乐此不疲。
这类消费的温柔陷阱可以说举不胜举，问题只在消费者“心甘情愿”上，如果不出门一切可得以幸免，但这也只是痴人梦话。
与衣食消费的“痛苦并快乐”的现状相比，中国百姓面临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强制性消费却只有“痛苦”了。
中美两个老太太博弈的结果是，百姓住房福利被彻底取消，美国“超前消息”的理念被强加在数千年 “量入为出”的中国百姓头上。在原有的住房福利成果被“啃老”的方式消费完了的时候，中国的高房价不仅成为百姓心头的癌肿，也成为房产市场的掘墓人。人们普遍的担心是，“啃老”族的下一代，还能拿什么“本钱”实现住房的梦想。
教育也是这样，高昂的收费都已经蔓延的幼儿园了，一个普通的家庭要供养孩子一路完成学业都已成难以承受之重，就更别说众多困难家庭了。教育产业化依然无情地利用百姓“望子成龙”的梦想，疯狂地搜刮着百姓的钱包，而百姓的钱包只能痛苦地呻吟。
百姓医疗的福利成份，在医生贪婪的处方里以光速殆尽。无病当有病，小病当大病，大病当绝症，不是出于医生对病人高度负责，而为部门或个人的私利。那些医药代表随时会将回扣悄悄塞进医生的抽屉，而那些医托也等着分成。
另外，各类行政收费、托人办事费，同样对百姓的钱包有着热情的期待。
在百姓的钱包遭到全面围攻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依然把眼睛盯着普通百姓可怜的银行储蓄，打着进一步扩大消费的算盘，是精明有余，大气不足。
我以为，中国扩大消费内需方面最大的经验不足是，是如何通过进一步充盈百姓的钱包，来进一步扩大消费内需。再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以千方百计掏空百姓钱包的方式拉动消费，那是釜底抽薪。只有让百姓真正成为自己钱包的主人，并且因为有足够的现钱、拥有可靠的未来期待，中国消费内需占GDP的比重就不愁上不去。
200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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