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红包只有50元，那一刻他“稍有脸红，只是一瞬间”。
第一笔大额贿赂高达25万元，那一刻他感到害怕，“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疯狂敛财，受贿上千万；生活上腐化堕落，和多名女性保持情人关系。
2007年以来，重庆陆续有近10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开发商巨额贿赂而落马，地产腐败“窝案”震惊全国。其中，原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借职务之便受贿1589万余元，于2008年11月上旬被一审判处死缓。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梁晓琦追悔莫及：在规划腐败“潜规则”下未能把握自己，抵挡不住开发商金钱美色的诱惑，一关失守、关关失守，逐步由一个积极上进的专业干部蜕变成为规划巨贪。
未筑牢的“首次防线”：一关失守、关关失守
1957年出生的梁晓琦，“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即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系，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后出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大学任职。1995年，梁晓琦调离重庆高校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副局长等要职，成为重庆市规划系统的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
这样一个专家型领导干部，何以沦为日后的“规划巨贪”？梁晓琦的堕落，经历了从“小贪小腐”到“日进万金”，从最初收红包时的“脸红心跳”到习以为常的心路历程。
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梁晓琦表示自己第一次收取的红包只有50元，“那一刻稍有脸红，只是一瞬间。”据检方调查，梁晓琦第一次收受大额贿赂，是在2003年上半年担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黄花园大桥北苑加油站的选址提供帮助，为此收受好处费25万元。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梁晓琦感到害怕，自称当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然而正是这“第一次”的突破，让梁晓琦违法犯罪的胆量渐长，对受贿逐渐习以为常。在担任重庆市规划局和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江北嘴公司）主要负责人期间，他疯狂敛财，受贿上千万；生活上腐化堕落，和多名女性保持情人关系。梁晓琦在忏悔书中写道：“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办案人员和党政干部表示，一旦干部的“首次防线”被攻破，便很可能逐步丧失对党纪国法的敬畏，降低风险意识，最终全线失守。因此拒腐防变应从小处抓起，筑牢领导干部的“首次防线”。如果在干部小贪小腐时就能及时发现，便可能挽救一批干部，防止其滑向更大的违法犯罪深渊。
难以躲开的“潜规则”：每到年节，“感谢费”纷至沓来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重庆一系列地产“窝案”中，开发商用金钱美色腐蚀干部，操纵其为己牟取更多暴利，已经成为规划系统内的“潜规则”。领导干部身陷其中，一旦自我约束不严，便很容易被“拉下水”。梁晓琦和他在规划局的上司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下属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等，就是因此纷纷落马。
在忏悔书中，梁晓琦为公众曝露了规划腐败“潜规则”的冰山一角：每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调规”（调整规划），一些早已熟悉或经朋友介绍的开发商就会送上一笔“感谢费”，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年节的机会送来，比平时的礼金数额要大，名曰“帮忙感谢”。梁晓琦其实很清楚：“每个表示拜节的背后都对应着相应的支持和关照。”面对开发商的金钱攻势，他开始还推辞客气，后来推不胜推，终于全盘照收，“在我接受的贿赂次数中，2/3以上是利用年节机会表示的”。
作为一名规划领域的专家，梁晓琦深知自己为开发商调规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批高容积率楼盘不断推出，严重损害了城市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然而他无力抵挡金钱美色的诱惑，逐渐沦为开发商的逐利工具，学术人格和政治人格双双堕落。
对于这种“潜规则”，梁晓琦曾感到恐惧，一度谋求脱身。2006年以来，他多次酝酿调离外人眼中的“肥缺”——规划局，并最终来到江北嘴公司担任董事长，希望以此远离是非，逃离组织的视线。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有人劝我留在规划局，不要脱离为官主战场。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惧怕呆在那个岗位上。我很清楚按那种搞法早晚会出事。”
然而，在无孔不入的“潜规则”下，履新后的梁晓琦不但未能远离是非，反而越陷越深。在担任江北嘴公司董事长期间，陕西艺林公司等先后向其行贿共计700余万元。
思想放纵：自觉政治上“进步”空间有限，从而更加追求奢华生活
在梁晓琦的堕落轨迹中，其自身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担任重庆市规划局和江北嘴公司主要负责人期间，梁晓琦权力过大，受监督过少，思想上一味放纵，绝少反思，导致其逐渐蜕化成为巨贪。
和许多落马领导干部一样，梁晓琦年轻时学习刻苦、力求上进。半月谈记者从忏悔书中读到了梁晓琦年轻时的理想：“从农村荒野到大学讲堂，求的是一展才华；从设计探索到部门官员，求的是施展专业。”
然而，当他手握规划大权，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便被不断灌输入脑，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担任厅级干部以后，已到中年的梁晓琦自觉在政治上上升空间有限，从而更加追求奢华生活。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事业的追求已不像以前那么迫切，转而面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除了必须的享受，还要为以后的享受打下基础，这时的人生观已向贪欲倾斜。”
此外，对学习的极端不认真也进一步加速了其思想上的堕落。梁晓琦承认，这几年中纪委、市纪委出台了大量文件和规定，其中有些内容直指房地产开发中利益攸关的容积率调整，但他总以为自己所进行的相关调整有政府批准程序，应无大碍。在日常的组织学习中，梁晓琦对大部分内容总是一目带过，应付走过场，觉得规定离自己很遥远，案件也不会发生在身边。就是这种一厢情愿，让梁晓琦个人和整个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半月谈记者 王晓磊 黄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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