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共军的嗜歼运动之敌和擅长运动作战！
阿二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又翻看了电脑里存档的我03年、04年的帖子，不免洋洋得意。偶的帖子，在当时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现在看具有长期的借鉴价值。有人说我是纸上谈兵，这也是我无奈的地方，我一直在托关系、找门路想谋个差事，但总未得逞，能怪我纸上谈兵吗？
今天，说说共军为何嗜歼运动之敌和擅长运动作战。
共军为何嗜歼运动之敌，可以先看一个战例，抗日战争期间的神头岭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可以说是打击运动之敌的极致战例：除逃跑了100多人，其余1400多进入伏击圈的日本鬼子2个小时就全部被消灭了！我军伤亡240多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敌我装备和战斗技能差距非常大的条件下达到这样的交换比，可以说是一次对日军的屠杀。
分析当时交战的态势，优势全在我军一边：我军严阵以待；各种火器构成交叉火力并预先瞄准；各级指挥员均制定战斗预案；伏击阵地距离敌行公路平均百余米、最近处仅20米（依托废弃的防御工事）。再看日军：麻痹大意；交火后火炮、轻重机枪无法迅速找到射击阵地；交火后指挥失灵、队形混乱。
据文献记载，当时我军子弹少、手榴弹多、红缨枪多，交火后几千颗手榴弹投向鬼子行军纵队，加上步机枪、迫击炮的准确射击，一半多鬼子很快就被消灭了。投掷了大量手榴弹可能也是此战缴获比较少的原因。平型关伏击战，歼敌1000多人、缴枪1000多只，而此战歼敌1400多人仅缴获各种枪支500多支（一说300多支），估计是鬼子连同他们的枪支一同被炸烂了。
史料记载，日军主力纵队在神头岭公路行军时，整个行军队伍有几里长。到底是几公里呢？日军部队是步骑兵和辎重部队，先头部队9点到达我伏击圈外围，全部进入伏击圈在9点30分，扣除其间的停顿侦察搜索时间，推算日军的行军队伍起码有2、3公里长。这样长的行军纵队遭到近距离袭击时一开战必然时被截成数段，指挥及相互呼应必然失灵。
神头岭战斗中日军的弱点恰恰是运动之敌普遍存在的弱点，在我军的伏击近在20米之外时，这些弱点被极大的放大了。
国军为何被共军整师、整军甚至是整个兵团的歼灭，一是共军擅长集中优势兵力，二是共军擅长选择实力薄弱的目标，三是擅长选择态势不利的目标。而处于运动之中的部队往往处于不利的态势。
比如：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1933年2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黄陂一带进行大兵团设伏，歼灭国民党军52、59两个师（除一个多团溃逃）。当时，国军两个师起头并进，但因大山阻隔呼应困难，行进间适逢细雨浓雾、视度不良而难于戒备。第52师行军纵队被红军设伏部队的突然攻击截成数段，其师部和一个团在3个小时内就被红军消灭（和神头岭战斗极为类似）。
孟良崮战役中的74师被歼灭，有很多对该师不利的情形都是因长距离运动、山地运动造成的。如，该师大量的重炮没有跟上部队；美制枪械的子弹战斗之后没来得及补充，以致激战到第二天很多机枪、冲锋枪没有了子弹。这显示了大部队在运动中补给的困难。
黄维兵团被围之后，因无法构筑工事把几百辆卡车堆上沙土组成“汽车防线”。这显示了运动部队构筑坚固工事的困难。
且不要说补给、防御工事这样的事情，对于大兵团运动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是问题。《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百韬面对十万大军争过运河铁路桥的场面，不仅自责：“我真蠢，我怎么没想到提前架设几座浮桥呢？”
那个廖耀湘兵团几乎所有的困难都遇到了。亲共的卫立煌在廖兵团出沈阳时就没给他带足燃料，兵团部与军、师、团的指挥、呼应被四野的穿插完全打乱了，东北平原也无险可守。廖兵团在被合围后选择了突围，结果两天内就全被击溃了，和他类似的还有淮海战役中的孙元良兵团，在突围过程中完全被共军打散了。不过，廖兵团如果选择就地坚守，估计也是黄维兵团的结果，只不过被消灭的样子好看一点而已。
知道运动中的部队往往处于不利的态势，就知道共军为何嗜歼运动中之敌了，也知道为何共军为何喜好进行运动作战了。
共军进行运动作战，一是可以选择孤立、薄弱之敌加以攻击，二是可以调动敌人运动起来，从而制造出歼敌的机会。
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在国军的大包围中红军运动来、运动去，不断的攻击国军的弱点、不断的制造国军的弱点加以攻击。笑谈，因共军喜好运动战，以至于和平时期共党还不搞运动不过瘾，哈哈哈！
但是问题来了，运动中的部队处于不利态势，这对共军同样的，比如皖南事变，那么，为何共军要打运动战呢？他们不怕在运动中暴露弱点吗？他们不怕在运动中遭到突然袭击吗？他们不会遇到补给困难吗？
这个问题不仅要在军事层面找答案，还要从政治、哲学上找答案。
第一、将帅指挥水平的差异
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军事家的，多少要懂一点哲学，共军的优势，在于他的统帅毛泽东首先懂一点哲学、懂一点辨证法。其麾下的将领们是否懂哲学不好说，但是只要能采取和毛泽东类似的方法论，再加上实战的经验，就能作出正确的指挥。
部队同样在运动，共军往往是主动的动、而国军往往是被动的动，共军的运动是有目的的动、而国军的运动是被调动的动，这就是在运动战双方运动的本质差别。
最明显的例子，陈庚对李铁军玩的“牵牛战术”、彭德怀对胡宗南搞的“蘑菇战术”，想与共军主力决战时抓不到他们，不想决战时他们又冒出来了。
第二、指战员军政素质的差异
战争中双方的指挥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你想四面合围、我想中心开花，你想围城打援、我想里应外合夹击敌于坚城之下，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比的是双方的军政素质。
用一句现代的话，关键之一在于双方官兵的执行能力。
陈赓对李铁军玩“牵牛”，李铁军的部队怎么就不争口气，拿出飞夺泸定桥的速度抓到陈赓做诱饵的一个旅吃掉他？可以说陈赓计谋高超，也可以说国军愚蠢。
同样被重兵围困，皖南的新四军军部9000人可以坚持7天，而孟良崮的精锐74师只坚守了3天，可以说粟裕谋略过人，也可以说蒋军无能。
电影《南征北战》中有一场共军与国军在一座山的两边同时攀登抢占山头的戏，这并非是艺术创作。孟良崮战役时，担任阻击的华野战6纵与黄百韬的援军同时到达了黄崖山主峰的山脚下。50分钟后，当我军登上峰顶、抢占了制高点时，国军离山顶仅有30米、1分钟的行程！32年后，当年的6纵司令员王必成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对抢夺黄崖山之战仍然感慨不已：倘使敌人先我1分钟到达山顶，阻击25师的战斗，乃至整个孟良崮战斗恐怕就是另一番场景了。看到这一幕，你能断言谁比谁高明多少吗？
那天和一个80后聊天，他说共军获胜偶然因素太多，不知他是否细数过，在共军的战史中，有多少这样决定命运的1分钟行程？有多少决定命运的一座桥、一座山甚至是一个碉堡的争夺？那么多偶然堆积在一起，不就是必然吗？对于90后来说，基本上就没走过多少路，对于飞夺泸定桥这样的事情表示怀疑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人民群众的支援
在解放区人民对军队的支援中，有一项与共军打运动战直接相关：做军鞋。
运动战离不开行军，没鞋穿打什么运动战？
红军的时候，共军穿草鞋，人人都会打，休息下来没事就打草鞋，苏区群众也帮着打草鞋，行军的时候随身带上几双；
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时候，基本上靠解放区人民做军鞋，每人也是备上几双支前的军鞋（即便是千层底也禁不起翻山越岭的磨损），干部还要多带几双，行军时送给没鞋的战士是最好的政治工作。
共军的军鞋供应在解放区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没有找到解放区为共军总共做过多少双军鞋，只有很多散见的数字，如，为打淮海战役山东妇女交军鞋400万双、军袜110万双、军装46万套；豫西地区为打淮海战役的部队准备了79万双布鞋；平山县做军鞋57万双…..
在解放区军政一体制度的管理、带动、鼓动下，解放区人民为解放军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这种保障十分的细致、及时、安全，不仅有民工运送，还有大批民兵保卫，以至于前线将领们很少要考虑后勤问题，直到远离解放区。在四野大军南下大进军的时候，军鞋很快就消耗完了，后面的支前又赶不上部队前进的速度，于是部队打了赤脚，用破布、麻绳把脚一捆继续行军，宣传队还在路边打着竹板做鼓动：“赤脚进广西，活捉白崇禧”！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远离的国土，后勤问题更加突出了。
除了后勤，还有一个信息的问题。信息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是以前的信息战模式不同于现在而已。红军可以大兵团设伏歼灭整师的国军，八路军可以大兵团设伏歼灭一个大队日军，怎么不会是反过来？在运动战中共军可以抓住国军的弱旅，而国军为什么不能抓到共军主力？如果说国军内部常有共军的卧底，日本鬼子那里不会有那么多吧？依托根据地，共军就有完整的情报支持系统，能够及时获得敌人的信息，而敌人的信息来源完全被阻断了，这其中就是信息上的较量。
历史这个东西很有嚼头，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研究历史，一定能获得更多的启示。
列宁就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而一个网友的话更令人回味，他说：“历史可以让迷途的人找到来时的路！”
太深刻了！我觉得真有必要大兴研究历史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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